湘雅医学院 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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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长恨此身非我有”
发表日期:2008年8月17日  出处:  浏览次数:5270 次  浏览选项: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只想抓紧时间,为发展我们的麻醉事业多做一点事情,抢回已经丧失的时间。除掉“十年动乱”,我还得从“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党内传达算起,屈指已是一十三年,我丢失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1979年我向医学院党委写了一封长长的报告,详述理由,希望建立一个重症监测治疗室(ICU)。我特别提到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党委书记很开明,批准了我的报告,并拨下了20万元人民币。我左等右等,据说经费已经拨到医院,就是不见到位。问医院党委才知经费已挪作他用。到第二年,才拨还给我们,并稍增加了一点。我们用这笔经费购买了4张床的设备,包括可测心排出量的监护仪、呼吸机等等,还订购了“血气分析仪”,但医院一直不提供空间。没有办法,这批仪器、设备只好放在手术室内用掉了。直到1989年,由于卫生部实行危重病医学项目,我们才筹建了ICU,真是“十年磨一剑”。有时办事实在太难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我从来不想从事行政管理,更不想作官。我自知没有这个能力,特别我的性格不适合干这个。但人总是“事与愿违”,“人算不如天算”。1981年学院某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教务处工作,我说了很多推辞的理由他都不听。最后我说我还不是党员,工作起来不方便。他说我知道你已申请入党,很快会批下来。说起入党,说来话长,中共湘雅医学院党支部公开以后,1952年讨论入党的我是第二人。第一个是一位女同志,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那时讨论是公开讨论,党员投票表决,但邀请老师和积极分子参加。根据我的表现,老师、积极份子都认为我可以达到预备党员的标准,党支部书记、组织委员都公开表示同意。只有一位工农出身的老党员认为还需长期考验,投票结果是一票反对。那时像我这样的出身,必须报省委三分党委(管文教线的党委)审批。一批下来,果然如那位老同志所言,需要长期考验,这一考验就是三十年。湖南医学院经过反复摧残后,确实已经大不如昔,教学秩序紊乱,教学质量下降,外界盛传已经成为三类学校。有位领导大发雷霆,矢口否认,直到卫生部一位副部长来指出必须整顿,他才闭了口。出于对湘雅的感情和责任感,我同意到教务处去。那次一下子任命了两个新的副处长。原有一个副处长,对教务比较熟悉,在整顿和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按理说他应该成为正处长,我们协助他工作。但奇怪的是教务处就是三个副处长,没有正处长,领导也不给我们分工。我们只好自己分工,我们两个新来的都把那位副处长作正处长对待,由他抓总,另一位新的副处长负责基础部方面的工作,因为她是学化学的。我则负责临床教学方面的工作。我们和老的副处长一起进一步推动教学秩序的恢复和整顿。后来知道那位老的副处长性格直率,这可能就是教务处只有三个副处长的奇观的原因。在我熟悉了工作情况后不久,卫生部高教司在西安召开部属院校临床教学工作会议,我去参加了。在会上才知道中心议题是如何组织全国统考问题,希望以后发展成为象美国一样的常规国家考试。对于在全国高校组织统一的考试,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讨论非常热烈。对它的优点、缺点、可行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都作了认真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可以作为一项科研工作或一种探索,可以用它作为工具之一来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改善教学;但不能以此一项来评定各校教学的优劣,否则可能引起严重的负面影响,造成恶性的竞争而对教学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大家达成三点共识,即对此次统考不排各校的名次、不登报、不发奖。我回来后,如实汇报,并开始制定方案,组织实施。学院党委非常支持这件事,在学院党委领导下进行了广泛动员,这种动员非常深入,可谓反复动员,讲清意义,并且深入到各实习基地。其间还发生一件趣事,有一次我们到邵阳地区去,车行至某地有人拦车,司机一看是交通管理人员,马上停车,不知发生了什么违章事件。不知却是那位先生要带两个家属到某地去,要搭顺路车,司机不敢不从。他们上车以后,那位先生“意气风发”,不断地说三道四,司机十分恼火,却不敢言语,因为人家手中有权。等到他们到了目的地,下车以后,司机冷不丁地说了一句“狗头摆”(good bye),那人一回头说你说什么,司机扬了扬手,又说:“狗头摆”。我只好打圆场,我说他是用英语向你说再见,不过他发音不准确。那人这时似乎表现出有礼貌,也扬了扬手说:“狗头摆”,这才带着家属匆匆离去。他去后我们简直笑破了肚皮。除了动员以外,进入实质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要让教师熟悉标准考试试题的题型和出题要求,再一步就是由各教研室的教师帮助同学复习,熟悉并适应题型,反复进行模拟考试。湘雅的师生真是十分了不起,教师们不辞辛劳,毫无报酬,出了很多优秀的试题,那时用的是A型题、B型题、C型题和K型题。出题是很费时间的,甚至是挖空心思。辅导和模拟考试(包括阅卷)也十分费时,我没听到任何报怨。学生们也十分辛苦,因为必须保证教学质量,不能削弱动手能力,该进行的教学还照常进行,学生必须付出更多的业余时间。全学院各个部门也都全力支持,全学院可谓热气腾腾。为了保证考试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当时采用参加统考的学校相互监考的办法。考试过后,学生们的自我感觉良好,大家都很高兴。后来我和卢捷湘同志到上海集中对试卷进行分数统计和试题分析,对我们学院的此次考试进行初步小结。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教务处连一台计数器都没有,我们向卫生系借了一个计数器又很快失灵,所以我们的统分、分析全是用算盘算出来的。数据数量很大,要经过反复核算无误才能确认,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见。报上去以后再由主管部门审核。后来我们得知在这个第一次卫生部部属院校全国统考中,我们得了第一。举院欢腾,奔走相告。不久卫生部高教司召集部属各院校教务处长到北京,把我们集中在通县的“三间房”开会,传达崔月犁部长的意见。原来在此次统考中,有两所素负盛名的学校,统考成绩却位居倒数一、二位。崔部长十分震怒,要大家对统考深入讨论,提高认识,分析原因。并宣布要排出统考名次,公开登报,并对优胜者发奖。这一下完全推翻了我们在西安所取得的共识,可能也因此引发了以后的恶性竞争,有的学校竟放弃了正常的教学,全力投入备考活动,力图争取一个好名次。当时社会上有人批评统考导致“高分低能”,并非空穴来风。记得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关于教学改革的国际性论坛上,有一位院长竟讽嘲我们只会考试,我当场予以驳斥,并说明了我们的做法。事实证明,在卫生部组织的部属院校的学生操作(动手能力)考试中,我们学院又取得了第一。对于湖南医学院取得全国统考第一,有的学校不服气,说我们是“狗戴帽子”碰中的。对此,我们一笑置之,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授人以柄,以后参加的统考必须考好。“三间房”会议以后不久,在山东济南举行了隆重的授奖大会,并组织我们去游览了“孔林、孔府、孔庙”和泰山,去领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会后我们捧回了奖状和两万元奖金。奖金怎么处理却成了难题。参加辅导的老师们当然是有功之臣。1982年参加统考的学生是1977级,他们为学校争得了荣誉,并让学校从“文革”摧残的阴影中彻底翻身,他们是真正的主角。1977级学生多数下放过,经历过艰苦,他们懂得珍惜。在上海统分时我问过上海医学院的七七级学生的感受,他们说:“最大的感受是现在没有运动了,可以好好念书了。”多么好的年轻人!除了师生之外,很多部门、人员都说自己为统考作出了贡献,例如管理人员、食堂、车队、甚至门卫。所以这笔奖金最后是撒胡椒面,利益均沾。不久,教务处将老师们出的试题精选后出了一本试题集,这本书在全国影响很大,这在当时是第一本这样的书,很多学校都把它作为必要的参考。在济南的授奖会后,各校均掀起了积极准备参加第二次全国统考的热潮。我们在总结统考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不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的前提下,也作了适当的布署,根据我们学院所秉承的湘雅的优良学风,师生们的勤劳奋发精神与极强的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我们对参加第二次统考充满了信心。我们一定要让所谓“狗戴帽子”成为笑柄。在这期间发生了三件事。由于统考的关系,我和卫生部高教司的人接触较多,一次一位高教司的干部到我们学校来,在完成其使命后告诉我,说有几个学校已经申请了改名,例如叫××医科大学。并说你们也可申请叫湘雅医科大学。我说何必我们申请,如果部里认为合适,就直接给我们改了算了。他说:“那不行,必须你们申请。只要你们申请一定会很快批下来。”我说:“那好,我赶紧向党委汇报。”我立即向党委、院领导作了汇报,但迟迟未见动静。此时卫生部有些下达的文件已经提前使用“湘雅医科大学”这一名称了,但有的领导认为:“何必改名,湖南医学院这个名字很好嘛!你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不都是学院嘛!”这事就这样被压了下来,不久卫生部公布了第一批改名的学校。第二件事是当时刘俊杰、赵俊两位教授正在主编《现代麻醉学》,约请国内一些专家参加编写,通知我去宜昌参加编写会议。但我无法获准前往,主编见我连会都不能参加,就将原来分给我的编写任务取消了。这就造成了一种让湖南麻醉界十分难堪的局面,在《现代麻醉学》出版后,唯独湖南省没有作者,让读者对湖南另眼相看,影响极坏。第三件事是卫生部发了一个文件,指出在“抗美援朝”时期,有一些原已被录取的医学本科学生因抗美援朝的需要而转为专科的,如果现在工作能胜任,认为其水平已达到本科毕业水平者,可以补发本科毕业证书,改变其学历。我院原来办过的外科专科班就属于这种情况。留校工作的毕业生天天拿着当时登载着录取他们为本科生的报纸来找我,我报告领导,领导却总说:“要研究、研究”。时间一长,我不断被找,领导只说“研究、研究”,我把心一横,向领导说:“横竖有卫生部的文件,如果你不反对,我把它按文件办了,出了问题责任在我。”领导默认了,我就给相关人补发了本科毕业证书,了却了他们一桩心愿。临近第二次统考了,卫生部通知我院到中山医学院监考。我带了教务处部分同志赶往广州。当时卫生部正在中山医学院举办一个部属院校院校长学习班,我们学院的院长也在那里。我带的监考队伍到达以后,中山医对我们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住、吃都与学习班成员一样。这一下让我与卢捷湘犯了愁,因为去监考的人中有的只是科员、办事员,这样高的标准回去不可能报销。刚好高教司司长也在中山医,我们直接找了司长,司长说:“那好办,这次办学习班我们拨了一笔钱给中山医,他们用不完,你们的费用我叫中山医出。”这事就这样解决了。在监考期间,卫生部公布了第二批改名的学校,这样在部属院校中其余的都改名为医科大学,有的还恢复了原名,如华西、同济,只有我们是唯一的未改名的医学院。在我们从广州返回时,有一位老办事员提出请求,她说:“我快退休了,一辈子都没坐过飞机,我可不可以坐飞机回去?”我说:“按规定我可以报销机票,我坐火车回去,你坐飞机,横竖不增加开支,回去时我予以说明就是。”就这样我满足了她的愿望,这位办事员办事非常认真,看着她高兴的样子我也非常高兴。回到学院后,我在汇报中又提到了卫生部已公布了第二批改名的名单,有的领导还是坚持我们不必恢复湘雅这一名称。当时恢复湘雅这一名称是全校师生的普遍愿望,一些校友也非常关切,我真不知道这位领导是怎么想的。第二次统考以后,我们学校又得到第一名,这一下原来说我们“狗戴帽子”的人不得不对我们刮目相看了,一些学校还纷纷派人到我们学校参观,希望了解我们的做法。他们在看到星期六、星期日晚上教室里依然灯光通明,看书的学生坐得满满的以后,不由得不叹服湖南医学院学生的勤奋。不久,学院接到卫生部的通知,说世界卫生组织(WHO)邀请中国派两名学者出国考察医学教育,我们学校应派出一名。经过若干周折以后,卫生部确定我和上医的一位生理学教授去。那时“出国考察”还是件较稀罕的事,办护照、办签证就折腾了一阵,我们领的是“官员”护照。治装也是件难事,当时物资比较匮乏,规定要7件衬衫,以便每天换一件,但在长沙就怎么也买不到七件不同的衬衫,而且质量很差。长沙有家“培罗蒙”服装店,里面还有会做西服的上海老师傅,可以承接出国人员的西服制作。我做了两套西服就花光了学校发的700元治装费,其余的就得自己掏腰包了。当时买不到领带,只好向原来有领带而在“文革”中没有被“破四旧”破掉的同事讨了两条旧领带。我在长沙买了一口箱子,尽管用箱带捆得严严密密,还加了帆布箱套,到加拿大时就几乎要“散架”了。另外像大衣、礼品等等大都是在北京买的。在我的行头中,只有西服还不错,在国外还有人称赞说:“中国居然可以做这么好的西服!”另外还有一双北京布鞋,在加拿大和美国受到一些老太太的羡慕。规定我们从北京出境,出境前交待了很多注意事项,包括如何与台湾的人员打交道以及在某些公开场合对可能出现的场面的应对措施。然后是去指定地点领取旅行支票。我是第一次用旅行支票,各种不同面值的美元支票,要当着发放者的面一张一张地签字,以后在使用时再签一次字,要字迹相同才能有效。所以我们对每一张都要认真地签,足足签了一个多小时。签完字又发给我们一大叠机票。因为这次我们要考察加拿大和美国的若干个城市中的大学,还要参加一次全美医学院校协会大会(AAMC),并以加拿大的MaccMaster大学为重点,机票都是按照我们预定的旅行路线和日程预定好的,包括不同的航空公司,我不由地佩服WHO的办事效率。我们是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北京的,机型是波音747,宽机体,可坐400多人,但乘客不到50人,机上的服务也差,我心想这样的公司不垮才怪(后来公司因亏损过巨破产了),飞机到上海短时停留后飞东京,在东京又转了一架仍是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直飞旧金山。我们两人以前都没有这种长途飞行的经历,坐久了不由地打盹,机上旅客少,我们可以起来走动走动,走过后再坐再打盹,不久被服务员叫醒吃东西,吃过了又打盹……,由于飞机是一直向东飞,在飞机上可以看到日出,这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机遇,真是美极了。另外,在白天可以俯瞰太平洋,洋水极为清彻,天上的朵朵白云映在水中,简真是水天一色,目力难于分辨哪是水面,哪是天空。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在不能靠自动驾驶仪器飞行的年代,有的驾驶员在情绪不好时竟飞入了水中。飞机抵达旧金山时已是下午,离我们换乘飞机去加拿大的时间只有两小时,我们还要办入境手续,如果按序排队,我们肯定会误机。情急之下,由一位同志看着行李,我跑到前面向管入境的官员说明情况,请求优先办入境手续,那位官员看来通情达理,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向排队的人表示歉意,在他们之前办了入境手续。旧金山的机场非常大,我们在问清加拿大航空公司所在的航空大楼后,立即拖着行李奔跑过去,到了该大楼后,由于没有明确的路标,一时弄不清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具体位置,正在我们东问西问之时,遇到一位亚洲面孔的人,他自我介绍是台湾某航空公司的职员,问我们有否需他帮忙之处,我们如实告知了情况,他立即准确地告诉了我们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具体位置,并送了我们一段路。让人感到,尽管台湾当局对大陆充满了敌意,但两地人民之间还是友好的。我们找到了该航空公司,托运了行李,办好了登机手续登机后离起飞就只有5分钟了。这时飞机上响起了广播,问从中国来的某某和某某是否已登机,由于我们的姓名是拼音字母,外国人不会念,所以听不清是谁,一问知道是加拿大Branda教授打电话来问的,这是预定接待我们的人,我告诉服务员请机上回复Branda教授,说我们已登机。飞机到达加拿大多伦多机场时已是深夜,我们通过机场的投币电话与Branda教授取得了联系,他开车来接我们,我们连夜赶到Hamilton,即MaccMaster大学所在地,该地离多伦多(Toranto)60公里。到Hamilton后他把我们安置在预订的汽车旅馆(motel)里,因为我们要久住,这样比较便宜些。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我的同伴感冒了,我只好一个人出去熟悉一下环境,买点吃的东西回来。大约上午十时左右,Branda教授来了,带着他的爱犬和我们一起游览了市容。Hamilton比较小,分两部分,我们所在的这部分主要是大学城,另一部分则是工业区。从我们住的地方到MaccMaster大学的医学中心,如果步行的话也不过40分钟左右的路程。Branda教授和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在他的办公室见面,见面后他介绍了我们的考察学习计划,主要是在MaccMaster大学的医学中心考察、学习,其余时间分别访问美国伊利诺州的Springfield、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加利福利亚州的洛杉矶和华盛顿。世界卫生组织邀请我们考察医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推广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方式(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MaccMaster大学医学中心便是这样一所完全用PBL教学的样板学校。这所学校是一所全新的学校,是由一批在教学上的志同道合者建立起来的,在招生以前为了充分准备好课件就花了4~5年的时间。在这所学校,没有招生考试,完全靠推荐、以前的学习成绩和面谈(interview)来决定是否录取。在学习期间没有课堂讲授,也没有考试。学生是否合格看其是否能通过国家考试。据说社会上对这所学校的毕业生的认可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在这所学校里,每个学年不是分为两个学期而是三个学期,在每个学期中学生学习一定数量的问题。学生每5~6人组成一个小组,每组有一个辅导教师,另有若干名咨询教授。辅导教师并不直接回答学生的问题或给予答案,而是要引导学生逐步深入地讨论。在学习每个问题时,学生先讨论提出需要弄懂的问题,将这些题目(Issues)列出,大家分头去找资料或复印或录制,分给每个同学,再讨论,再提出题目,再讨论……。这种讨论并不要求有统一的结论(open ended),学生可以保留不同的看法。如果学生要找教授咨询,可以与教授约定时间前去交谈。这所学校的教学设备是非常充裕的,图书、模型、标本、影相放映设备、电脑模拟等等,学生可以随时使用。当时还没有现在那种智能模拟人(Simulators),他们用真人培训了一批模拟病例。每个模拟者都熟悉自己扮演的病人的病历、症状和可表现出来的体征。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问到的病历和病人的临床表现作出相应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模拟者都很坚持严格要求,如果不问到点子上他是不会说出关键的病史或症状的。我们曾经多次观看学生们的讨论和检查病人。我们坐在观察室内,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听到他们的讲话,学生却看不到我们。他们回头向我们看的话只能看到一面镜子,而我们却是透过这面镜子看到他们的。这种光学结构是很巧妙的。如果他们把灯熄掉而我们把灯打开的话,情况就反过来了。我发现他们的学生一个个都是能言善辩,善于表达。但另一方面我也发现这种教育方法的不足之处。因为他们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学,对这个问题可能了解较全面、较深。例如休克,就从休克的病因、分类、发病机制、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诊断一直讨论到治疗的最新进展,但他们缺乏系统的学习。我们在那里认识了一位总住院医师,他是华裔,他的夫人则是加拿大人。有一次他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饭,饭后他夫人谈起,她也是MaccMastar大学的医学生,即将毕业,毕业后想从事“家庭医学”(family medicine)做家庭医生。她对中国的针灸很感兴趣,要我告诉她几个常用的穴位。我在告诉她几个常用穴位的定位时,发现她竟然不知道腓骨头在那里。但总的来说,我还是感到这种教学方法确有其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可以适当应用。我们如果全部采用这种方式,是没有那么多教学资源可供利用的。Branda教授曾试图要我们写一个将我们学校完全改用PBL方式教学的计划。我问他:“以你的教学资源,你最多可以招多少学生?”他说:“最多60人。”我说:“给你120人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现在的PBL维持下去?”他说:“天哪!我办不到。”我说:“我们一期招生600~700人,麻烦您设计一下按您的办法需要多少教学资源。”他说:“那太难了。”所以后来我们只作了一个在部分课程中适当应用的考量。
    MaccMaster大学医学中心是一幢非常巨大的建筑,医学院、医院、护理学院都在这幢建筑中。每层都设有平面图,标明某个单位的具体位置,由于它实在太大了,所以电梯也是分组的,用不同的颜色标明,不同的颜色的电梯可以到达不同的层次。如果不按照平面图,不使用有关颜色的电梯,你很难找到你想去的地方,甚至很难走出这幢大厦。由于它大,所以很多房间是没有窗户的,只能使用人工光源和人工通风。分给我们的办公室便是这样的,在里面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一次我们上班时天气晴好,到下午下班时才发现外面却是大雪纷飞了。
    我们刚到Hamilton不久,就赶上了我国的国庆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种时候特别想家,我们两个人都睡不着,就出去散步。Hamilton虽小,但非常美,绿化非常好,不远处是青山,空地多而建筑少,城市似乎置身在园林中。我们住的地方又处在城市的边缘,就显得更为空旷。晚间散步,空气清新,四周宁静,两人都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走着。好在加拿大的治安较好,晚间散步也没有什么顾虑,我们一直散步到次日凌晨2点多才回到住处。在加拿大,感恩节放三天假,我们无法上班,除餐饮外商店也休息,我们无处可去,这几天我们是最难过的了。在Hamilton我们才发现我们两人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同,我是晚睡晚起,而他是晚8点睡觉,4点起床。经过协商,他晚睡一点,我早起一点,达成妥协,这才可以在一个房间内共存。
    我们刚去时,都是在外面进餐,后来觉得不合算,因为早餐约需5美元,中餐在自助餐厅吃,至少10美元,晚餐即使只吃一个蛋炒饭,也要4美元。所以就买些器具和食品,自己做饭吃,这样就便宜多了,而且想吃什么自己可以自主。因为住地离学校不太远,我们多半是步行上下班。步行也是蛮有趣的,我们常常遇到出来溜狗的一些老年夫妇,开始时大家彼此打个招呼,几次以后就难免要聊上几句,连他们带的狗也来表示友好。这些老年人告诉我们,儿女们住在别处,老俩口感到寂寞,狗是他们的好朋友和安慰。狗似乎也听懂了主人的话,不停地摇着尾巴。在步行中我们也有不少其他的感受,例如城市的清洁实在令人羡慕,我们在加拿大可以一个月用不着擦一次皮鞋,因为皮鞋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灰,比美国的城市强。加拿大人很讲礼貌、守纪律,譬如当私家车从家里开出要越过人行道时,一定是车让人,司机示意你先过去,然后他再开出。不是像我们这里多半是人让车,等车开过了你才能继续前行。又如过人行横道线时,即使当时路上并没有汽车来往,而横道线的指示灯是红灯时,他也决不过马路,一定要等指示灯转为可以通行的信号,他才过马路(这在美国就做不到)。在一些小学附近的路口,不管交通灯是何信号,只要志愿者把旗一扬,所有车辆就一律停下,等孩子们安全地过了马路,志愿者发出信号,车辆才能通行。路边草地树丛中,松鼠跳上跳下,也决没有一个人去打扰它或者去捕捉它。我们看了确实很有感慨。
有一次,我的同伴的儿子写信给他爸爸说需要买一本书,这本书在国内买不到。于是我和我的同伴一起到大学书店去买这本书。店员说暂时没有这本书,不过他们可以到别处去调购这本书,请我们留下地址、电话号码,答应几天以后再通知我们。几天以后果然来了电话,我们又再次来到大学书店。店员说他已经与多伦多、温哥华、渥太华、美国的芝加哥、纽约、华盛顿等地的书店联系过,都没有这本书,问我的同伴可不可买一本性质相近的书。我的同伴说:“我儿子一定要那本书,如果没有那就只好不买了,谢谢你们。”那位店员回答说:“实在非常抱歉,没能满足你们的要求,请你原谅。”然后客客气气地送我们出来。我们真是非常感动,人家花了那么多时间联系,打了那么多长途电话和国际长途,没有问我们要一分钱手续费,反而抱歉了一番。如果是在我们的书店里,能说:“很抱歉,没有这本书”,那就很不错了,我们常遇到的就是“没有”两个字,不可能还有什么下文。
    我有一个同学,他妹妹在加拿大多伦多。我的同学希望我到加拿大后有空去看看她。我和她电话联系上以后,她非常高兴,欢迎我们到她家去作客。我和我的同伴在一个周末来到她家,她公公是老华侨,现在他们三代人住在一幢自己的三层楼房里。她和他的先生原来都是学制糖的,到加拿大后找不到制糖的工作,于是先生改作别的技术工种,她则改学了会计。为了多挣钱,他们尽量多值夜班,日子过得还可以,只是比较辛苦。一子一女都不太会说中文,只能说几个单词。他们带我们去看了一下市容之后,决定第二天送我们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在唐人街我看到了一件令人感慨的事,在一家商店里,隔门外放着各式各样的水果,无人看管,而收银台却在店里深处。买水果的人都是在外面挑选好了水果,然后到里面去交钱。据说从来无人拿了就走,或者趁人多之际浑水摸鱼。
    尼亚加拉大瀑布(Nigra fall)位于加拿大和美国两国交界处,在加拿大一侧的对岸就是美国的水牛城,与加拿大有一桥相通,当然不能随便过桥。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真是宏伟壮观。可以在岸上看,或登上电视塔看,可以乘坐直升机在空中看,也可以乘船近观,不过乘船必须穿上雨衣。为了不太破费人家,我们选择了在岸上欣赏。至少算是到此一游吧!说实话,如果不去看看这个大瀑布是会感到遗憾的。
    我们在Hamilton考察一段时间后已经到了要去美国几个城市考察的时间了。我们告诉Branda的秘书,请她替我们与有关地点联系落实一下,这又一次显示了他们的办事效率。两天以后,她提交给我们一份详细的行程图,包括航班的班次,起飞的时间,到达的时间,接机者的姓名,该单位的主要接待人和他们的联系电话,下一站的航班……,返回加拿大的航班、时间等等。首先我们要到多伦多去,从那里出境,以后又从那里再入境加拿大。美国移民局在多伦多机杨设有办事处。从Hamilton到多伦多要乘坐公共汽车。先要从住地乘公交车到Hamilton的长途汽车站。对这路公共汽车我们只坐过一次,所以对路线不熟悉。我们两人只是估摸着已到了目的站就下了车,只听见后面有人喊,“请等一下!”。我们停下一看是一位50来岁的男子,他说:“我看你们带着行李,是去长途汽车站还是要到别的地方?”我们告诉他我们是到长途汽车站去,他说:“非常对不起,我在车上就已注意到你们了,但我没有及时提醒你们,害得你们早下了车,请原谅!不过没关系,我特意提前下车,我送你们去,只有一站多路。”我们又一次被感动了,萍水相逢,竟然如此热情!不过在加拿大我们也遇到过不好的事情,在长途汽车站等车时,当时周围没有别的人,突然走过来两个壮汉,身高体大,拳头象钵头一样,粗声粗气地对我们说:“我的汽车没有油了,拿点油钱吧!”一看那个架势,我们把零钱给了他们,他们嫌少,说:“再加一点吧!”我已不记得又再给了多少钱,总之还算好,免受皮肉之苦。比起上海的某一个同志幸运多了,那个同志被一拳打脱了视网膜,还抢走了东西。
在多伦多办理到美国去的出境、入境手续时,碰到了从中国大陆来的四位年轻人,两男两女。他们一句英语也不会,居然不远万里来到此地。我真佩服他们的勇气。他们不会填写有关表格,看到我们是中国人,就求我们代他们填写。他们说有亲戚在美国,是去投亲的。我不由地想起我们刚到加拿大时遇到的一个小伙子,他在一家中国餐馆工作,专门送外卖。因为给我们送过几次外卖,就和我们聊起天来。他说老板是他舅舅,他从中国大陆来投靠他,一来护照就被老板扣了,除供食、住外基本上不给工资,所以他想走也走不了,十分苦闷。他说:“想不到亲舅舅也会这样!”我不知道等待那四位年轻人的命运又是什么。
到美国的第一站是到华盛顿去参加全美国医学院校协会会议。在我们去以前注册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要入住的旅馆也早已订好。我们住下以后就到开会的地点去看了看,熟悉一下情况。因为时间还充裕,我们决定到中国大使馆去一下。大使馆门前的警卫人员是美国警察,我们说明来意后进入大使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进入自己国家的大使馆,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使馆的工作人员问我们住在哪里,我们说住在××街,他惊讶地说:“那里我们平时单独都不敢去,你们如何住在那里,太不安全了,赶快换地方。”我们说:“会议期间宾馆房间很难订,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太贵了也住不起,我们在华盛顿的时间不长,先住下再说。”他说那就请你们时刻留意。出国前人们告诉我们的一些留学人员被抢劫、殴打的事历历在目,我们的西服上装口袋里也总是放着几十元现金作为“救命钱”。在华盛顿还有一件烦心的事,就是每晚警车不断地呼啸而过,我们很不习惯,难以入睡。
    全美医学院校协会(AAMC)会议的规模很大,参会者超过3000人,会场设在希尔顿(Hilton)饭店,除大会场外设有多个分会场,报告不同的专题。我总的感觉是有关传统的医学教育方面的报告占绝大多数,而我们所要关注的PBL的报告则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从这次会议上得不到多少有关的信息。会议开完后我们还有几天在华盛顿停留,不妨领略一下华盛顿的风光。我们去过一些展览馆和博物馆,印象较深的是航空航天展览馆,在那里我们见到了阿波罗登月的月球车。在一个专门的展台上有一块黑色的石头,说明书上说是从月球上带回来的,旁边有一个警卫守着。对这块有特殊意义的石头,参观者可以用手摸一下,但不允许对石头造成损伤。我们也用手摸了一下,算是我们曾经接触过月球的表面。也算是有意义的经历了。另外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在华盛顿见到了不少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公园,甚至在白宫前面的草地上也有抗议者的帐蓬。在白宫前面我们遇到了向我们行乞的人,不过他们行乞的语言比较含蓄而有礼貌,不是说请给我点钱,请你行行好之类的话,而是说:“请问,你有零钱吗?”。在白宫前面对乞丐施舍,也让人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
    离开华盛顿后我们开始了对几个进行PBL教学的学校的访问。从华盛顿去费城我们乘坐的是一种我从来没乘坐过的小型飞机,飞机只能乘坐十五人,一名机师,一位空姐,13位乘客,行李都堆在机尾,飞行高度五千米,不时看到大飞机从上面飞过。到达费城后接待我们的是汤姆逊杰佛森医学院,接待者把我们安排在学生公寓里,学生公寓的设备条件也很不错。第二天学院院长接待了我们,他介绍了一般情况后,安排了一个他们学院的医学教育研究所的研究员陪同我们,并说他作为院长每天处理行政工作的时间只两小时,余下的时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具体行政事务都交给秘书们去办。在谈到安全问题时,他说这个区是金融中心,警卫森严,比较安全,离开这个区域就要小心了。在这个医学院里,PBL教学只是部分地采用,大都还是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工作之余,他们也安排我们游览一下市容。费城以前是美国的首都,有的街道非常狭窄,汽车只能单向行驶。在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之间,还保留着在上面发表过“独立宣言”的建筑。在“红灯区”的入口,则气氛紧张,除了摄象头之外,四个骑着马的高大骑警,随时准备出动,几部警车也停着待命。有一天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请我们到他家吃晚饭,进餐以前他的一位澳大利亚的朋友来访,并带来他的妻子的“印象派”油画的幻灯片,他要求放映一下,这位教授欣然同意,我们也只好陪同观看。这位澳大利亚朋友讲得眉飞色舞,主人也不吝赞美之词,而我们对“印象派”一窍不通,完全不能领略其涵义,索然无味,但出于礼貌还不能不说好。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这时才真正领略到什么叫做“受洋罪”。晚餐开始了,教授请出了他的母亲一同入席。只有几道菜,但女主人非常殷勤,问我觉得味道如何,出于礼貌,我称赞菜做得好,味道鲜美。哪知这一称赞让我十分被动,女主人高兴极了,又在我的盘子里布了很多菜。我本来对这些菜很不习惯,这一下“自作自受”,只好勉强吃下,还要表示谢意。席间教授自豪地谈起,他母亲从旧金山来,在他这里住了一个多月。他说:“在美国,象我这样做儿子的可算是不错的了,我母亲在我这里住了一个多月,我都没问他要一分钱。”他母亲也微笑着点头认可。对比东西方的文化,真是大不相同。前面提到的那位陪同我们的研究员是一位女士,她是从越南南方移民过来的,也可以说是跑过来的。父亲是一位将军,现在只有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我原来以为由于中国的“抗美援越”,她会对我们怀有敌意。不料她对我们非常热情。在我们离开费城前请我们到她家去作客。她住的地方十分豪华,有一个很大的草坪和花园,雇有专人料理、修剪。她告诉我们这全是她父亲购置的,以她现在的收入是不可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屋的,看来这位将军在逃跑时带来了一大笔搜刮来的财产。她的母亲有中国血统,好像她母亲的外婆是桂林人。她母亲能说几句简单的中国话,对“梁山伯和祝英台”、“白蛇传”的故事很熟悉,非常爱看戏,每个周末都要坐飞机到芝加哥去看戏,仍然过着豪华的生活。可以想像当年越南南方统治者们的奢侈。
    这次还访问了一个地方,我记不起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只记得在住处的一家墨西哥餐馆被敲了一次“竹杠”。我们这次考察的最后一站是伊利诺州的springfield。接待我们的教授非常自豪地说PBL教学在他那里开展得不错,他详细地介绍了情况,并带领我们参观他们的教学过程。我们也听了学生们的反映。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墙上挂着一个镜框,框里有一句格言。在我注视的时候,教授说:“这是我们教学改革进行PBL的指导思想,是从中国学来的。”我仔细一看,原来是译成英文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不禁心里慨叹,我们远涉重洋来学习PBL教学,原来指导思想却是我们老祖宗的。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Springfield是林肯的故乡,所以我们也去参观了林肯墓。然后取道芝加哥返回加拿大。
    我们回到加拿大后,又参加了几个国际性的Workshop,来的人包括欧州的、澳州的、南美的,讨论的内容自然是PBL。这时MaccMaster大学校长举行了一次奶酪晚会招待我们,招待会上除了奶酪以外没有别的食品,奶酪全是由校长夫人亲自制作的,花样品种繁多,色彩也很丰富,客人们都是站着,人手一杯酒,边饮、边谈。我们不喝酒,所幸还有果汁,可以对付一下。只是我们对全是奶酪很不适应,可苦了我们这两个东方人了!好不容易才等到告别的时光。
我们回国前考察学习的最后一站是加州的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然后从洛杉矶经日本回国。我们飞抵洛杉矶后,大学医学教育研究部门的教授接待了我们。到他办公室一看,我和同伴的履历赫然在目,使我们非常惊讶。我们访问的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给我们的离境留了三天时间。我当时不明其意。等到考察任务结束后,他才建议我们去迪士尼乐园游览。我们考虑费用太高,不打算去。他说:“你们放心,费用全由我们出,WHO已经把这笔钱拨给我们了。”又说:“如果你们到了洛杉矶而不去迪士尼乐园,你们会觉得长期遗憾的。”接着,他派了两个人陪同我们去迪士尼乐园。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是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的乐园,尽管其设施与后来建成的相比已有逊色,但在当时还是声名卓著,很有吸引力的,给我们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像小孩一样给米老鼠合了影,接着进行了游览。在冒险乐园,许多人造动物都是电子控制的,形象逼真,活动自如。例如你不时可以见到几条鳄鱼向你乘坐的船只冲来,在岸边饮水的大象会突然扬起长鼻向你喷水,在树上的猴子不时向你投掷果子等等。在海盗乐园你一进入大厅灯光就渐渐暗下来,然后你感到你自己连同地面在不断下沉,似乎要进入地层深处。等到灯光微明,你发现自己已站在一条“阴河”岸边,有人请你上船,在船行进过程中不断会遇到“海盗”袭击,与船上的武装人员发生战斗。在摆脱“海盗”上岸以后,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水晶球,球内有一个会说话的女人头,墙上的镜子里有一系列鬼怪的头像,也有你的形象。女人会说:“现在好了,你连同这些鬼怪一起回家去吧!”在音乐乐园,你可以看到许多电子控制的男孩、女孩在唱歌跳舞,据说歌声是用十几种语言同时唱出的,而你只能听出你自己最熟悉的母语,我们试试确实如此。我们在游览了环形影院和另几个乐园后,我的同伴发现一辆轨道车从一个山洞中冲出,水花四溅,他说:“那个好玩!”两个美国人大喜过望,说:“你们也喜欢刺激!”我的同伴说:“可以试试。”这样我们上了轨道车,我坐在最前面,我的同伴坐在中间,两个美国人坐在后面。都系好安全带把我们牢牢固定在车上,抓好把手,车就开动了。车很快冲入一个山洞,灯光很暗,车速极快,眼看要撞到壁上了又突然来个急转弯,一会儿冲上高坡,一会儿向下俯冲,一会儿又侧身90度或更大度数,十分惊险,颇有点像现在的“过山车”。我开始还睁眼看着前面,到后来我干脆把眼闭上,听其摆布算了。等到冲出山洞,我的同伴已面色苍白,连说选错了项目。从迪士尼乐园返回后,我们就开始踏上归程了。我们的返程机票是先乘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到东京,到洛杉矶时我们已经去“确认”过了。接待我们的单位将我们送到机场就告别回去了。不料办理登机手续时办事员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预订已被取消了。理由是,该航空公司规定,旅客必须在登机的三天前将机票进行一次“再确认”,我们没有去“再确认”,所以被取消了。我要求见他的“头头”,办事员同意了。一会儿“头头”来了,我说:“我们已经‘确认’了一次,我们在加拿大、美国多次坐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都只需要一次‘确认’,没有想到你们公司需要‘再确认’,而我们在进行第一次‘确认’时你们的办事人员也没有向我们提出需要‘再确认’,我们的签证已到期,晚几天又要增加我们的开支,这些情况请你考虑,设法解决。”他说:“经济舱已没有空位,我想想办法,请等半小时我再答复你。”我们只好耐心等待,半小时后他告诉我们可以去“公务舱”(二等舱)乘坐,我问还需补交多少费用,他说他们也有工作上的不足之处,用不着再交费了,就这样,我们“因祸得福”坐了二等舱。这次的航线和我们来美国时不同,是经格林兰、白令海峡向西飞,机下是一片冰雪世界。我不禁产生遐想,如果飞机失事,我们葬身此处,恐怕几千年后有人发现我们的尸骨时会要当作古人类作考古研究。飞机上乘客基本上满员,服务很好,机上用英语、日语、中文普通话和粤语广播,随时都有飞经城市的当地时间(Local Time)的显示,饮食也较好。电视耳机也是免费的,而且与耳朵接触的部件是一次性的,以免传染疾病。对比之下,我就感觉到为什么泛美航空公司以后会破产了。到东京后要停留一晚,航空公司免费安排我们住的宾馆也都是设备齐全的单间。从东京返回北京乘坐的是苏-76飞机,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大包、小包连过道上都堆满了,空姐们行走都困难。到北京后要申报入关,我在加拿大买了一只很普通的石英手表,想不到关税要300元。在当时300元是个不小的数字,我问为什么这么贵,答复是“你们从国外回来的人有的是钱!”确实,从国外回来的人都要节衣缩食带回“几大件”,从一般人看来是“发了财了”,也难怪人们不服气,有“红眼病”,采取敌视态度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我买的一个德国照相机上的广角镜也因而被没收了,再没有下文。这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我离开洛杉矶前已经打电话给湖南省驻京办事处,预约好了房间。所以离开机场后我就雇车直奔办事处,当时已是深夜,到办事处门前一看有守卫站岗,不准入内。一了解才知是开人民代表大会,此处已成了湖南代表团驻地。深夜我一时无别处可去,经过多次交涉,代表团的副秘书长说他房间还有一张空床,可容我暂住一晚。进去以后,我满以为可以休息一下了,不料副秘书长非常希望了解国外的情况,那时出国的人不太多,人们对国外不了解,大都是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态,他询问得非常详细,我也只得一一作答,一直谈到“不知东方之既白”。天亮以后我也就离开去另找住处了。安顿下来以后,我去卫生部汇报并交了考察报告(原已写好),然后去办理报销。那时外汇比较紧张,卫生部管得很严,对我们的每日开销都作了规定,连WHO给我们的300元购书费,也不准我们买书,必须纳入整个经费合用。去报销时,有关人员十分严肃地说:“你们是否记了流水账,准备好了单据,我要一笔一笔地查。”我说:“流水账当然有,住宿是有单据的,不过吃饭、坐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却没有单据,小费也没有单据。”他说:“机票是可以打折的,你要如实地讲是几折。”我说:“机票全是WHO订的,打几折你可以去问WHO。”我对他那种态度很生气,又不便发作,转念一想,我说:“你不外乎是怕我们花多了钱,留给你们的少了,我们两个人每人都可以返回美金3000多元给你们,足够你们派人出去一年的花销,你觉得怎样?”此话一出,该人态度立刻来了个180°的大转弯,满脸堆笑地说:“好说,好说,你们‘时差’还没倒过来,要报销很简单,不必急在今天,先休息两天再说。”我说:“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没时间,我报销了还要通知上海的同伴来报销。”我报销后又到中国银行把剩下的支票签好字,取款转入卫生部的户头。然后通知在上海下机回去的同伴来报销。管报销的人一看,说:“怎么你们两个报销的内容、数目都是一样的?”,我说:“那很简单,住房、吃饭都是两个人分摊,一起行动,当然就一样了。”处理完后我就回长沙了。
    回长沙后,少不了又是一番汇报,介绍情况,听的人也无人把PBL当一回事。不久,卫生部任命我为湖南医学院副院长,分工主管教学工作,管教务处、研究生处和学生处,说起当副院长,还有一段插曲和前奏。那是第二次统考后,我在北京开会,忽然接到学校的电话,要我赶快回校,说省委宣传部有急事找我,不知是什么事,我和卫生部有关负责人说明后即刻返长。回到学院后,书记仍说不知是什么事,但出乎寻常地派了一部车送我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家中,去到他家一看,新任长沙市委书记也在座。这位同志我比较熟悉,解放初期他在文教团委工作,我们经常接触。谈话中我意识到他是被请来作说客的,内容主要是要我到宣传部工作,负责高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一听吓坏了,我想我绝不是这种材料,绝对担当不起。我讲了很多理由来推托,如水平不够、党龄太短、掌握不好政策,可能给党造成重大损失等等,都难以说服他们。我突然灵机一动,我说:“有一件事我想说明一下,由于十年动乱,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培养出一个完全可以在业务上代替我的人,而我现在担负着一定程度的领导保健任务,附二院有时也要找我,如果我去搞行政了,就不可能在需要时找到我了,可能影响领导同志的手术治疗或抢救,请你们考虑。至于你们要我去做的事,在省内比我更合适的同志多得很,有的是。”倒是这个理由打动了他们,部长沉吟了一下说:“你的意见可以考虑,不过你必须在学院担任一定的工作。”我说:“我尽力而为。”这就是我说的插曲和前奏,后来又经过考核、民意调查、上报等程序才由卫生部宣布任命。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听说在“民意测验”中支持率相当高,不少人都来当面和我说投了我一票,我想我不能辜负群众的信任。我既然主管教学,主要任务应该是继续搞好统考,不断改善教学条件,进行稳步的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第三次全国统考时,参加的已不限于部属院校,由于师生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在部属院校中仍然名列第一,这就是以后常被提到的“三连冠”。由于“三连冠”,学校的地位和声誉提高了,很多用人单位争要我们的毕业生,持续若干年我们的毕业生大都可以分配到他们满意的单位。主管教学还要担负高考阅卷,招生和毕业生分配的任务,每年暑假是我最忙的季节。高考阅卷是最让人操心的事,阅卷的人来自各个学校,除了搞好他们的生活以外,最重要的是要创造良好的阅卷条件,保证评分的公平和准确,保证没有一份试卷丢失。这期间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比直接阅卷的人要紧张多了。直至任务全面完成才能“一块石头落地”,可以舒一口气了。幸好我们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当然临界事故是有的,最后都纠正了或克服了。也得感谢参加阅卷的老师们的敬业和努力。在招生时,除了派出多组人员到外地录取生源外,我自己带人到韶山招生。我第一次去招生就发现第一志愿报我校的人比以往的比例大大下降。为了探究原因,我访问了一些地区招办的同志,也访问一些在韶山等候消息的家长。他们异口同声的反映是“学生家长都希望被一个好的学校录取,全国所有有名的医学院都改成医科大学了,唯独湖南医学院没有改,湖南医学院一定存在着重大问题,人们当然不愿将湖南医学院作为第一志愿。”这一结果倒是出乎我的预料,在一片改大学的潮流中,没有改名却有这样大的负面影响。回到学校后我向党委及院长们汇报了这一情况,这一下大家紧张起来,决定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到北京争取改名。原来是希望我去找一位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高中同学,但我已经与他快四十年没有联系了,他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对一般人都是保密的,我根本无法与他联系上。后来我们找了曾任湖南省委书记的王首道同志,王老非常关心湘雅的发展,十分热情地写了一封推荐信,力主改名湘雅医科大学。不过此行未获成功。回来以后经过研究,又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去国家教委反映我们的要求,一位国家教委副主任接见了我们。他说改名湘雅已无可能,因为有的学校要改回“北洋大学”,有的要改回“中央大学”,所以现在决定一律不能改回旧名。要改成“湖南医科大学”是可以的。当时没有手机,打长途电话要到电信局去打,我们也难以再次约见国家教委的负责人,所以在无法请示的情况下,由我签名写下了如下意见:“我们深切地希望改为湘雅医科大学,如果确有困难,我们也同意改名为湖南医科大学”。这就是以后我院改名为“湖南医科大学”的由来。不过,正式改名时我已任满不在其位了。
    1987年,国家教委在杭州举行会议讨论高校专业设置的目录。进入目录者才能招生,我院由我和耳鼻喉科彭勇炎老教授出席。麻醉学界参加会议者还有武汉的金士翱教授,会议中要讨论是否设置麻醉学专业,我谈了我国的麻醉学发展的情况和现状,根据我国国情设立麻醉学专业的理由,以及国内很多麻醉学专家对这一意见的认同。我感到在我们那组参加讨论的国家教委的一位副主任对我们谈的情况很震惊。讨论很快达成了一致。由于参加会议的麻醉界同仁的努力以及徐州医学院曾因明教授的倡议和初步实践,在这次会议上把麻醉学专业纳入了专业目录,麻醉学本科专业可以合法地招生了。此后开设麻醉学专业的学校逐渐增多。由于麻醉学专业毕业生的分配比较抢手,以后开设麻醉学专业甚至达到雨后春笋的程度,当然由于缺乏必要的评估,也不免出现一些问题。在开会间歇的过程中,和彭教授的一位老同学的闲谈中,获得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国家要在老校挖潜的基础上建立一支“国家队”,可由学校申请,但条件是首先必须有扩建校舍的土地和地方上的支持。我得到此信息后立即去找了国家教委的一位司长核实情况,因为他去过我们学校检查教学工作,我认识他。他笑着问我是如何知道的,我说:“对不起,无可奉告。只是希望您告诉我是否确有此事。”他说:“确实如此,你回去后可以报告学校申请。”我当晚即用长途电话向学校有关领导报告了此事,请他们及早酝酿准备,抓住战机。我回去后经过大家研究,学校向省委及管文教的副省长作了汇报,得到省委书记和副省长的大力支持,并由院长亲自去北京争取。自此开始了大规模的积极努力,后来得到省、市委决定无偿拨给我们600多亩土地。经过一番选址工作,最后决定选用桐梓坡正在开发修整的一片荒地,也就是现在湘雅医学院新校区和湘雅三医院的所在地,对我们学校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这件事我感到信息真是太重要了。
    在教学改革方面,我们建立了医学教育研究室(后改为所)进行相应研究,提供教改的建议,我兼任该研究室的主任。为了抓紧进行教学改革,我起草了一份教学改革方案,经集体讨论通过后在院教学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和布置。各教研室也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进行探索,均取得了一定成绩。在教学条件方面,当时最困难的是卫生学系,没有必要的场地。我们利用某部委托我们办学所给的一笔资金,抵制挪作他用,并由学院补助少许,终于为卫生学系建了一座教学楼,为卫生学系的教学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卫生部曾要求某校为海南黎族培养一批医学生。但某校没有接受。后来卫生部把这一任务交到了我们学院。经过研究,我们觉得尽管困难很多,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为兄弟民族尽我们应尽的义务。要完成这一任务真是十分不容易。这批学生文化程度很低,参加高考入学考试的分数不过100多分,一般的课堂讲授大都听不懂,所以对一些课程只能降低要求。我十分敬佩我们的教师的敬业精神,他们用深入浅出的讲解,勤辅导“加小灶”等等来帮助这些学生掌握必要的医学知识,使他们能返回海南去服务于黎族乡亲。确实令人欣慰。
    在我担任副院长期间,也遇到了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困难问题。我们的卫校曾培养过一批一年制护士,由于基础差、学历低,在工作上及她们以后的发展上均存在着很多问题。我的前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卫校办了一个护士班,让这批人入学,希望能提高她们的护理水平,改变她们的学历。但这个班并未向教育管理部门申报和注册,无法发给教育厅认可的毕业证书。等到她们达到毕业的年限时,正在我任内。她们来找我,要求马上发正规的毕业证书,我向她们说明了情况,说现在没有办法发,正在联系设法解决。由于没有立即拿到证书,她们火了,骂起人来倒是很到位的,她们说前任如何关心她们,而我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怎么解释她们也不听。后来经过多次向省教育厅反映、交涉,最后达成协议,可由我校发给证书,但只能作为“内部粮票”,在本学院附属医院内有效,到外院无效。如果外院认可这一证书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这样才解决了这一难题。我也就变成不长疮不流脓的“好人”了。另外的难事是给学生中的冤假错案平反,这件事非常困难,数量不小,阻力很大。有的冤假错案真是十分离奇。有一个女学生毕业时填的分配志愿是:“服从组织分配”,后来被分配到新疆某地,她十分高兴地去了。到了目的地车站,一下车见到一个与她有一面之缘的解放军军官,她问:“你怎么在这儿?”对方答:“我在这儿工作,你知道你怎么会分配到这儿的吗?”女学生说:“我是服从组织分配来的。”对方笑着说:“是我把你要来的,我向学校写了报告说你是我的未婚妻。”这位女学生非常生气,说:“你怎么这样无耻!”说完她也没有去单位报到,直接返回了长沙。因为算是不服从分配,学校拒绝给她再分配工作。那时候不经过分配是取不到干籍(即对国家干部身份的认定)的。这位女学生没有办法只好在某个小医疗机构当了工人。当时还没有执业医师的有关法律规定,该单位看她是正规医学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就让她以工人身份做医生的工作。一幌十多年过去了,她带过的徒弟都成了主治医师,可她还是个工人。她多次请求学校说明情况帮助她解决,可是都遭到拒绝。我接手这件事后,十分同情这个学生的遭遇,我认为学校是有过错和责任的,学校未进行调查研究,甚至没有找女学生本人核对一下,就只凭一封来信把根本不存在的事当作事实来处理,是非常轻率的。女学生本人由于缺乏社会经验,没有采取合法的步骤,也存在问题,但事情还是学校引起的,却一直未采取合理的补救措施和教育,只是简单地按不服从分配处理。即使如此,按国家政策,五年以后也可以由医疗单位接受其从事医疗工作,学校也应该帮助她解决。经过沟通,有关同志同意了我的看法,经过努力,终于解决了这位女生的干籍问题,了却了这位不幸的学生的心愿,还她一个公道。也纠正了学校所犯的一件错误。另一个女生是个团干部,学习成绩很好,工作也很积极。她在求学期间家里为她介绍了一个解放军男朋友,这位男朋友送过她一件毛线背心和一张单人床的床单,但一直催她结婚。她说我正在求学,要结婚也要等我毕业以后。但男方仍不停地催逼,两人为此闹翻了。女的把毛线背心和床单还给了男方,并说:“我们从此一刀两断,就此分手。毛线背心和床单都用过了,等我毕业后有了工资再买新的赔你。”以后男的也未再来找她。等到她毕业实习时她和一位同乡的男生产生了感情,开始要好起来。不料原来那位解放军男友一纸告到学校,说这是破坏军婚。“破坏军婚”可是一件大事,学校竟然就以“破坏军婚罪”将二人遗送原藉劳动,开除学藉。我接到申诉时事情已过去了十多年,两人已结婚生子,申诉书中请求根据事实摘掉破坏军婚的“坏份子”的帽子。并说他们两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已无可挽回,这样要求是为了让孩子不致有一对“坏分子”父母。另外询问他们当时实习已快结束,可否补发毕业证书。因为他们现在已是主治医师,可连毕业证书都没有。这也算是破坏军婚?真是荒谬绝伦。当然我力主给他们平了反,补发了毕业证书。仅从这两件事,可见冤假错案之一般。
我在担任副院长之初,曾想尽量设法少开一些会,让人多一点时间干实事。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办公室每周根据指示排出下周的会议,经常是一张表上排得满满的。开会成了一种领导艺术,那周会开少了,倒似乎是闲得无事可作。我在外面参加的会也不少。本地的、北京的、上海的、杭州的、西安的、成都的、长春的、哈尔滨的等等。其中有一次到北京开会是公私两利,那时我一个堂姐从香港来到了北京她亲妹妹家,特意通知我去见面。她先生是国民党的一位将军,曾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团到延安去过,和毛主席一起摄过影。据说我伯父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将这张相片放大悬挂在他在苏州的家中,因而革命小将们未曾干扰过他。这位堂姐夫和叶帅熟识,据说叶帅动员他到大陆来,他不来,台湾要他去他也不去,最终死在香港。我和这位堂姐一直未联系过,这次我见了她一面,才知道彼此的梗慨。这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一段时间以后她在北京去世。那时到外地出差还有一个难处,即别人把你当厅级干部对待,总是安排较好的住宿条件,回来却是报销不了那么多费用的。而我又不愿找人批来批去,每次只有自己掏腰包补贴上。那时收入都不高,实在是一件苦事。
    我那时主管学生(包括研究生)的招生、分配,所以也得罪了不少人,有院内的、有校外的、也有有权势的。那些事我也不想写什么,横竖要想不得罪人也容易,不坚持原则就行,不过我做不到,只要到死的时候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我常说,在任上别人对你的评价都不大可靠,你离任了,别人的评价才是真的。道理不用明说,令我高兴的是,我下台以后没人戳我的脊梁骨。
    在我任期届满以前,我又一次到美国访问,这次访问的目的地是耶鲁大学医学院和纽黑文医院。内容是其医学教育特别是麻醉学教育的情况,此外也到纽黑文医院看一看具体的麻醉实施和进展。我这次是一个人去,无人相互照应。所以对路上的不便之处我都事先作了考虑。这次到北京签证,倒是比较顺利。因为我是第二次出国,没有移民倾向,第一次出国的情况他们有档案可查,所以简单地问了问就办妥了。弄得一些排队的人十分惊奇,因为当时签证比较紧,往往要盘问很久,还不一定获准。接着就是购机票问题,因为这次规定要坐中国民航的飞机,为了慎重起见,我先到民航售票处询问了票价,然后到卫生部如数开了支票再去购票。不料到了售票处办事人员说:“你支票上的钱数不够。”我说:“我昨天来问清了票价才到卫生部去开支票的,现在却说不够,害得我又要跑一趟卫生部。”他说:“你是由卫生部派出去的?”我说:“是。”他略略算了一下,说:“你还是得跑卫生部,你支票上开的钱数多了。”我说:“怪了,先说少了,现在又说多了,倒底为什么?”当时我对这些一点都不懂,真是一头雾水,但只得照做,并将我可带走的余款在中国银行开了支票。飞机直飞纽约,从纽约再乘汽车到纽黑文,纽黑文在大西洋岸边。在那里我确实感到地球很小,一下子就横跨太平洋到了大西洋。到纽黑文后有雅礼会的人和我们医院在耶鲁访问学习的同事来接我。我住在一栋由雅礼会租用的楼房内,和同事们在一起。很快我就开始了我的访问学习,头3个月在医学院,后6个月在纽黑文医院。当时我的身份还是副院长,他们对我都很客气,我去后不久,我们住的房屋就粉刷了一次。有一天纽黑文医院麻醉科的秘书问我是不是常打电话回家,我说话费比较贵,我常写信回去。他说:“写信太慢,你住处的电话是老式的,我给你一个转换器,你打电话时用这个转换器拨我们的帐号,话费由我们支付。”这下我方便多了,不过打到国内还要由总机转,有时还遇到一些麻烦。美国的麻醉学教育是毕业后教育,一般先读一个大学本科,学习四年;然后读医学院,学习四年,个别是5年。毕业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再实习一年,以后申请进入住院医师培训项目,一般是4年,第一年是各科室轮转培训,其余三年是学习麻醉。在学习麻醉的最后一年包括对学员感兴趣的专科麻醉的强化训练和学习。学习方法多种多样,有大查房、讲座、讨论等等,更强调自学、实践和参加一定程度的科研。住院医师培训阶段结束后有1~2年的Fellow阶段,最终经过国家考试通过后才能成为专科医师。可受聘为主治医师和助理教授。如果有志于专门从事科研工作,则可在实习后走读PhD的道路。在美国并不是每个住院医师都必须当总住院医师,只有比较优秀的,有组织能力的才担任总住院医师。我很佩服美国麻醉医师的敬业精神,一般都是早上7:30开始麻醉,在此前要做好准备工作。中午有半个小时午餐,下午6点钟才能下班。科内的学习讨论大都安排在下午5:00~6:00,几乎无人缺席。碰到大查房那天,麻醉推迟半小时开始,而大查房一般为一小时,所以人们必须来得更早。我在那里的时候,大查房是一定参加的,即使是大雪纷飞也是走着去的,因为时间太早还没有校车。在纽黑文治安不是太好,学校非常注意保护师生和访问者的安全,派有定时经过一定路线的小巴士,告诫大家下午6时以后不要步行,要乘小巴士来往。譬如我晚上要去图书馆看书,可以打个电话告诉小巴士管理部门我在何处,由顺路的小巴士来接我去图书馆。我需要回住处时,再打个电话,小巴士即会来接你送回住处。
    纽黑文医院的麻醉科规模很大,麻醉科有一个秘书室,有4个秘书,还有一个负责的总“头”。主任、副主任还另有自己的秘书。另外,还有几位电子工程人员,负责仪器的管理、维护。除临床麻醉工作外,有两个ICU,一个成人的,以心血管手术病人为主,另一个则是小儿的术后ICU。有一个设备完善的疼痛诊治中心。有两个实验室,一个是临床药理学研究室,我们学校的药理学教授在国外所作的研究工作有些就是在这个实验室进行的;另一个则是神经生物学研究室。我曾观看过他们用培养出来的神经细胞进行离子通道的研究,用不上麻醉的猫反复进行脊髓方面的研究。有一次我问主管实验室的一位副主任:“为什么实验室的实验员全是亚州人?”他的回答却使我十分难堪,他说:“说实话,我雇一个白人的工资可用来雇4个亚洲人。”麻醉科还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图书室,有专人管理。我去访问的时候是1987~1988年,那时他们的麻醉医生已能熟练地应用经食道超声监测(TEE),麻醉科自己就有4台经腹主动脉内球囊反博装置(IABP),有一些冠脉搭桥手术就是在IABP支持下完成的。其他的设备也很先进。有一次一位主管临床麻醉的副主任问我:“你的印象如何?”我说:“坦白地说,我们在麻醉的操作上、管理上,对危急情况的处理上不会比你们差,在区域麻醉方面可能我们的经验还多些。但我清醒地看到你们在设备方面,新药的应用方面以及麻醉医师对基础理论的掌握上比我们强得多。”他说:“你倒是个很实事求是的人!”他又问了我们当时的设备情况,我说:“在这种设备条件下你能工作吗?”他说:“我想我干不了,因为我们已经被惯坏了(spoiled)。”此外,前面我说过参加选拔住院医师的情况,看来“第一印象”也非常重要,有一个教授坚持要录取一个住院医师,理由是她不仅优秀,而且长得很象他的女儿。
    我还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学院的领导层已经进行了更迭并改名大学,我和院长这两个姓徐的卸任,“解甲归田”。我回到麻醉科做我的麻醉医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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