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雅医学院 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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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浩劫
发表日期:2008年8月17日  出处:  浏览次数:5359 次  浏览选项:  
     关于“文化大革命”,如果我有一支“生花妙笔”,我的经历完全可以写一本小说,不过我不愿意写它,不愿意纠缠在过去的恩恩怨怨中,“逝者已矣”,让它过去吧!我的对人原则是“以德报怨”,决不报复。在有关人的使用、晋升上我都是这样做的。我希望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别人相信也好,怀疑也罢,昭昭此心,可鉴日月。“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文化革命”中也有一些值得回味的事,不妨一记,因为它不伤害任何人,有些还是趣事。
1.在“文革”中,在湖南,凡是地下党员,大多遭到厄运。有一位副省长,原是地下党员、老革命,一夜之间被诬为“叛徒”。因为胃溃疡大出血被送到湘雅医院,因为他是“叛徒”,所以被放在过道上,准备进行手术治疗。当时麻醉科有的人不愿为“叛徒”上麻醉,见此情况,我自告奋勇为他上麻醉。有人说:“你已经够黑的了,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还要为他上麻醉,不怕黑上加黑?”我说:“确实我已够黑了,黑上加黑也黑不到那里去,已经罪在不赦,再加一点罪也无所谓,打仗的时候对俘虏还要人道对待,我也曾经为遣送回国的外国‘特务’做过麻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总得有人来做这个麻醉吧!更何况我做了就免得别人受牵连,何乐而不为!”手术后病人逐步康复,病人的夫人对我十分感谢,以后见面还经常谈到此事,也算在“文革”中我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2.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我曾经参加过很多体力劳动,有些是纯粹为了“改造”。例如挑砖,每块砖重5斤,一次要挑16块,送到指定地点,挑完以后满以为可以暂歇一下了,监工的说,不行,再把砖挑回到原来的地方垒好。我也做过泥工的小工,湘雅医院现在大门内的影壁(上面题有毛主席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就有我的劳动在内。我每次经过那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文革”中的点点滴滴。在经过一段劳动改造后,我被派到外科做普外医师。我记得有一个病人有严重的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已经奄奄一息,神志不清,交班者告诉我说这个病人已经没有希望了,你按以前的治疗维持一下就可以了。对于麻醉医师来说,处理水、电解质、酸碱平衡失衡应该是属于基本功之列。经过复习病历、检查病人之后,我认为并非如交班者所说。当时没有血气分析之类的快速分析条件,验一个血钾也要几天才能出结果,临床分析判断就起着主导作用。大概经过十多天的补充、纠正、病人清醒过来,可以进流质,但还很软弱,病人及家属非常感谢。恰在此时宁乡发生山洪暴发,灾情严重。“革委会”派了一帮“黑鬼”参加抗洪,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向病人告别后出发了,等到我抗洪归来回到病室,那个病人还未出院。看到我后紧抓住我的手不放,深情地说:“这些天你到那里去了,这种世道,我还以为你可能死了,祝贺你活着回来。”对于这种医患之情,我真是感动极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王伦送我情”。
3.1969年,宁乡发生山洪暴发,据说山洪来势极猛,有人形容象一堵墙一样直压过来,连逃跑都来不及,冲垮了很多房屋,死了不少人。山洪过处连会游泳的鹅、鸭、蛇等都不能幸免,牛羊就更不必说了。有的全木结构房屋则整栋冲走了,在有一栋这样的房屋中人还留在屋中,等到房屋流动慢下来已经到了长沙了。由于山洪一泻直下,长沙的堤垸也岌岌可危。省里组织医疗队到灾区抗洪救灾,我们医院里也组织了医疗队,除了带队者外其余全是“黑鬼”,我也被选中了,匆匆出发。我记得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汽轮,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华国锋在船上给我们作报告,讲了灾情的严重程度,气象发展趋势,可能面临的险情,“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要求我们全力以赴,避免‘大疫’的出现。我们所去的地方是长沙靖港,说到靖港,是我的祖藉所在地,不过我从未去过那里,也不知道祖屋在哪里,更没有认识的人。到达靖港已是深夜,当地防洪干部警告我们,随时可能溃堤,垸子不一定能保住,要我们提高警惕,注意应付万一。我们被安置在一所楼房内,住在楼上。室内没有床,也没有任何家俱,但堆有一大堆木板。好在我们都带有行李,大家通通都睡地铺,和衣而卧。那时我们没有任何救生设备,所以每人都取一块大木板放在手边,以防不测。不会游泳的就和会游泳的睡在一起。那一晚谁也没有真正入睡,在警惕与焦虑中度过。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水上漂浮着尸体、木料、杂物、死猫、死狗和家畜,还看见了一些死鸭子。当地干部说,溃垸的危险已有所减轻。早餐后我们开始了救灾的医疗服务,原则是不要漏过一家一户,挨家走访、诊病、发药、指导搞卫生。在有一家我看到一位老太太,我想问问他的病史,刚开口交谈几句,老太太说:“你们是省里大医院来的医生,应该是很高明的,从来都是‘看病’,一看就应该知道,那有‘问病’的!”我想这下可遇到难题了,幸亏我在大学中医运动中,听过几个讲座,自学了一些中医书籍,略有实践。所以我说,请把手伸过来,我把一把脉。一摸脉象之后,我心中有数了,原来按中医的说法她是“雀啄脉”,即毫无规律的心律不齐,也就是“心房颤动”所表现出来的脉象。而且脉象“沉、紧、弦、细”,表示符合高血压病人的脉象。于是我按照高血压和心房颤动可能出现的一些临床症状,说了一通,并问她有没有这些症状。这一下老太太高兴了,滔滔不绝把她的病史说了个够,并且告诉我说乡里医生每次都只给她一样药,说着把留下的药盒给我看,我一看原来是三磷酸腺苷。我们给了她一些药,告诉她服法和注意事项后就告辞了。接着再一家一家访视下去。有一户人家被水围困,因为他家地势较高,暂时是安全的,所以也没有转移的打算。话又说回来,如果一旦溃垸也没有比他家更安全的地方。当时不象现在,还没有组织群众大规模转移的能力,所以命运就决定于堤垸能否保住。我们不能丢掉一户人家不管,由我和吴达民医师(他是一位出色的骨科医师,为人正直,人缘也很好。不幸被火车碾压去世,去世后很多他医治过的病人,不顾他的“黑鬼”身份,纷纷前来为他送葬。)两人前去为他家看病、送药。因为我们两人都会游泳。我们两人打着赤膊,穿着内裤,把衣服和药箱顶在头上,趟着齐胸深的水完成了这次任务。这样工作了几天后,有一天回到驻地,发现我和另外几个人的行李不见了。一了解原来是另一支医疗队转移了,可能是他们忙中出错带走了,我们赶到他们新驻地才取回了行李。当时也没有地方洗脸、洗澡,我们找到了一个池塘,就利用池塘洗脸、游泳。有一位女医师,她不会游泳,她也泡在塘边算作洗澡。第二天休息时,我和吴达民再去游泳,游到塘中间发现有很多大便,我们赶快上岸。正想了解原因时,池塘主人主动过来了,他说:“我对你们两位来游泳没有意见,你们下来是为我们服务嘛!只是昨天你们一位女同志也下了水,我们这里风俗是女人不能下塘,下了水我养的鱼就可能出事或死去,所以我泼了大粪。”我们赶快向他表明我们不懂这里的风俗,表示歉意。并表示相信女同志下水不会影响他所养的鱼,祝他好运。经过这件事后,我们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了。在我们的巡诊中遇到一位老太太,我们去时她正处于心力衰竭之中,我们帮她控制了心衰,并留下了继续服用的药物。这时她告诉我们她有一个儿子在北京某学院担任军代表,正在赶回长沙的途中,希望他回来后能当面向我们致谢。不久,我们又参加了卫生院一例心跳骤停病人的抢救。当时抢救的条件极差,基础生命支持也很不理想,我们去后总算恢复了心跳,循环极不稳定。本着“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的原则,我们尽一切努力对这个病人抢救了七天。当时没有任何降低体温的设施和冰块,我们硬是用温水醇浴和井水醇浴,加用芭蕉扇搧风把病人体温降到了34℃~32℃,在抢救他的七天中,我们参加抢救的几个人几乎没睡什么觉,最多是打个盹。尽管最后没能挽救病人,但赢得了一致的好评。前来观看的群众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这么尽心尽力的医生,怎么说他们是坏人!”我们在靖港大概工作了一个月左右,然后返回医院,临行时不少群众前来给我们送行。回到医院后军代表找我们训了一通话,要我们洗心革面,加强改造。大约过了2~3天,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患心脏病的老太太的儿子,北京某知名学院的军代表来找我们,带来一面锦旗和一大卷他收集到的群众的表扬信和感谢信,对我们表示感谢。并说要把锦旗和感谢信等交给革委会,说明情况。大约2小时后,他又来找到我们,心情很沉重地说:“十分遗憾,你们医院革委会的负责人拒不接受这些东西,并说你们是下去改造的,没有资格接受感谢,这种改造还只是开始。”他又说:“我是长期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现在在北京某高校担任军代表,我很了解知识份子,你们千万不要灰心,不要被压垮,一定要相信党。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党一定会正确评价你们,一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一定要坚持住。”然后和我们告别。在那段“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人妖不分”的日子里,能遇到这样一位军代表,我心中的感触真是复杂极了,一方面我为他所在的那个学校里象我们一样的人感到高兴,另方面也十分耽心有人告他一个黑状,给他带来不利影响。4个月以后他又来看过我们一次,这次是因为他的母亲因心衰去世,他赶回来奔丧,顺便来看看我们。在那样的年代里,我不敢与任何人联系,以免连累别人,以后我们便与那位军代表失去了联系。他是我在十年动乱期间所遇到的最好的军代表,既有政治智慧,又有政治良知,愿他“好人一生平安”。
4.在“文革”期间,有一段时间我下放到郴州华塘培训赤脚医生,带着学生在某医院门诊实习。和学生们在一起是十分愉快的,他们纯朴、直率,他们的爱憎也是纯朴的,而且求知欲极强。由于我不懂郴州的方言,有次就闹了一个笑话。来了个女病人,我问她“发不发烧”,她勃然大怒,说:“我都四十多了,还发什么骚!”后来才弄清楚,原来在当地“发热”不说成“发烧”,而是说“发赖”。有一次来了个急诊病儿,全身严重发绀,呼吸、脉搏微弱。在询问病史和初步检查后我首先想到了肠源性青紫,一问家属,知道小孩这些天吃了很多腌菜。于是我给病儿静脉滴注美兰,很快患儿情况改善,紫绀逐步消退。在那个医院从来没有这样处理过病人,感到太“神”了,学生更是惊奇不已,觉得学到了东西。不由令人感到基层医院的业务水平实在亟待提高。另外一个癔病病人的情况也相类似,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用暗示、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并加用针刺(合谷穴透劳宫穴)的方法制止了这次癔病的发作。通过这两个病例,虽然我是“黑鬼”,但在学生中建立了很好的威信。这才出现了以后学生要挺身而出保护我的事情。那时正是“武斗”盛行的时候,在郴州地区安仁县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郴州支左办公室的,说:“安仁发生了武斗,有一个重伤员,该派要求派人去抢救,支左办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要你前去。你作好准备,等一下会有车子来接你。”我一听是支左办指名要去的,只好“遵命”,但我必须核实一下是不是真是支左办的电话,一位男同学陪我立即赶到支左办,支左办的人说:“我们从来没有打过这个电话,这是冒充的,下次再打来时你们赶快来报告。”我们回来后只好等待事态的发展。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同样的要我待命的电话,报告支左办还是得到同样的回答。第二天又重复着同样的“故事”。第三天沉寂了,这时有人劝我赶快回长沙,否则事情“不妙”,两位同去教学的女士一听着急了,她们说:“你不能走,你走了他们来找我们要人怎么办?”我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走的,他们指名要我,我不会连累你们的。”第三天在不安的等待中度过。到了第四天,傍晚时来了电话要我准备好,汽车很快就到。再与支左办联系,支左办说这次电话是他们打的,还有一位解放军同去。不一会来了一辆吉普车,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是解放军,右手提着手枪,另一个是某造反派头头,手里也提着枪,腰里别着几枚手榴弹。再一个是那个“头头”的保镖,更是全副武装,几个人都像要去打仗似的。一下车他们就问谁是徐启明,我说我就是,他们说赶快上车。这时所有的男同学都争着要陪我去,保护我。我说:“你们不要去了,这次去是有风险的,我不愿连累你们,何况你们去了也帮不了我什么忙,我反而要为你们操心。”但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最后,我说:“你们商量一下,去一个人吧!”他们选了一个最强壮的陪我去。我问我坐在那里,那个‘头头’说:“你坐前排,在我和解放军的中间。”我说:“前排只有两个坐位,如何坐?”他说:“没关系,挤一下,好不容易找到你,不要让你跑了。”简直就是绑架!这样,我坐在他们中间,学生和那个保镖坐在后面。解放军是右手提枪,那个‘头头’左手提枪垂在车门外,右手掌握方向盘。并且有意告诉我子弹是上了镗的。车开动了,不久天色就暗了下来,车行到离安仁还有30多里的地方,突然十几道手电筒的灯光直射我们的车子,有几个人向天开枪,并大喊停车。借着车灯的灯光我看到十几个人端枪对着我们,并慢慢围了上来。这时那位解放军将上半身探出车外,说:“我们是驻军支左办的,你们不要胡来,我们是去安仁执行任务的。”那帮人说:“好说,好说,在安仁双方已摆开了阵势,马上是一场恶战,我们好心提醒你们,不要趟这一趟浑水,去了白送命,请回吧!我们奉命在此阻止一切人经此进入安仁。”解放军说:“我们任务在身,必须去,请你们谅解。”对方说:“好吧!既然你们执意要去,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你们就听天由命吧!”说着大喊“兄弟们闪开,放行!”车开动了,回头一看,那位要保护我的学生面色苍白,已经吓软在座位上了。我说:“不要怕,你不是想参军吗?勇敢些,象真的解放军那样!”车子到了安仁,解放军说先到某某厂,到了临近厂区时,我觉得安静得出奇,一点灯光都没有。我对解放军说“情况不妙”,解放军也觉得有问题,决定赶快离开到那个‘头头’的总部去,该派的据点在县委院内,另一派的据点则在县人委。安仁那个地方我以前因会诊去过一次,所以对地形还有点了解。车行进中遇到4个手持冲锋枪在巡逻的解放军战士,他们问我们去哪里,车上那个解放军告诉他们我们要去县委大院,他们告诉了路径,指出在那里转弯,就跟着我们的方向前行。安仁很小,路又不好,且是晚上,车开得很慢。不料那个‘头头’没看清转弯的路口,一直把车开到了县人委前面,我说“不对,这是县人委。”说时迟,那时快,有人向天开了一枪,一拨人已持枪呈半月形包了上来。这时,车里的解放军大喊:“我们是解放军。”那个‘头头’也把车调了头,后面跟来的4个解放军战士也冲了上来,大喊:“不能开枪”。对方这才慢慢退了回去,我们也避免了被另一派活捉的命运。到了这一派的总部,经过核对当晚的口令,我们进入县委大院,一进去看到的简直是四步一岗,五步一哨,有的人挎着冲锋枪,大部分人手持明晃晃的在工厂特制的全钢梭标,据说,受伤的一个头头就是被这种梭标在腹部刺了个对穿。经过这一阵以后,我们进入了一间小屋,屋中垒满了砂包,我们从砂包缝中爬上了楼,入口处也有人看着,上去后,他们让我们坐下,然后讨论如何去营救那个伤员。讨论了一段时间,得不出结论,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能有什么想法!被你们弄来了,只能听你们安排。不过我还是建议你们与当地驻军支左办联系一下,了解一下伤员情况。要去县人民医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听你们说该院是在对方手中,要去恐怕也要支左办从中协调。”他们说:“言之有理。”随即拨通了支左办的电话,支左办说:“伤员已经死了,你们还去干什么?赶快到支左办来!”听到这个消息,我和那个学生如释负重。该地的支左办是由“二炮”部队负责的,他们知道我们没吃饭,让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然后催我们经耒阳快走,说这里马上就要发生恶战,你们快走,迟了就来不及了。那个‘头头’说汽车需要加油,他们说:“油料我们供应,你们快走。”于是我们经耒阳回到郴州,在快到郴州市时,那个‘头头’说:“仗一打响,我们还要麻烦你。”我只能“虚与委蛇”。回来后医疗队决定我和两位外科大夫立即回长沙,“逃之夭夭”,我这回是真的逃回了长沙。听说陪我去的那位学生后来真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5.1972年我奉命参加去南县的血防医疗队。南县虽是鱼米之乡,物产较为丰富,但在某些方面还是相当落后的。老百姓最怕生女儿,女儿结婚时要由娘家准备全套陪嫁的东西自不必说,女儿生了孩子后,女儿坐月子所需的鸡、鸡蛋、送亲朋好友的红蛋等也要由外婆准备,至于小孩的四季衣服、“站栏”等也全是外婆应尽的义务。有的人家甚至连满月酒也要外婆包干。我们感到最难忍受的则是厕所,大便池是一个大缸,里面是半缸粪水,缸上放两块木板供便者踏脚用,另外斜放着两根黄麻杆作为大便滑入缸内的滑道,所以解大便时必须有高超的技巧,让大便下落时象精确制导的炸弹一样,直接命中黄麻杆,让大便下滑,如果“投弹”不准,就会粪水四溅,溅满臀部甚至全身。我们队里有的女医生,看到这种粪池,甚至一个多星期都解不出大便来。我们下去第一件事就是对血吸虫病进行普查,我们普查的手段主要是收集粪便检查有无血吸虫卵,对检查出来的蛔虫、姜片虫等感染也给予适当的治疗,对血吸虫病患者则集中治疗。对晚期血吸虫病患者均集中到血防所进行脾切除术。要检查血吸虫卵离不开显微镜和喇叭筒,几台老式显微镜和几十个喇叭筒合起来大概有70~80斤重。队长是工人,是领导阶段成员,我是“黑鬼”,所以每次转移时都是由我和队长轮流挑这副担子。好在我那时还相对年轻,可以耐受得了。到了地点我也和大家一样要搞粪便,看显微镜,开处方。普查结束以后,我们就住在县里开始进行脾切除手术。有时还要到县人民医院会诊。我们下来时领导要求我们切脾一定要用针麻,但针麻“三关”未过,切脾时病人会很痛苦,手术也不好作,影响任务的完成。再加上手术时病人家属一般围在手术室外,也可能造成不好影响。所以我和外科医师商量,我们采用针麻加小剂量硬膜外,这样病人减少痛苦,手术也好做些,对外以及汇报则说用的是针麻,硬膜外的只是备管。人应以诚信为本,不说假话,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不得不说假话或违心的话,否则就会在斗争中“翻船”,是天大的傻瓜,这次我就不得不说假话。结果是“针麻”效果极好,术者、病人、家属、血防站皆大欢喜。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我还说过一次假话,现在可以“坦白”了。那是在1976年,我到天津参加一次针麻会议,会后路经北京,一到卫生部招待所,所长就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去天安门广场,也不告诉我们为什么,只说这是规定。我和一位同行的骨科医生都想一探究竟,于是我们悄悄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只见东西长安街上游行队伍不断,天安门广场上更是人山人海,大量的标语都是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称赞周总理是“伟人之巅”,还有不少“我们怀念杨开慧”的横幅。大约下午4~5点钟,广场上开始出现骚动,砸记者的相机,焚烧汽车。我们看到情况不对,赶快撤离。到第二天听说,下午6时一到,原来埋伏在四周的民兵就冲出来了。我想我们算是幸运的,晚走一步可能就一网打在里面了。第二天早上起,广播不断,宣布通告、命令、给事件定性。我们又一次到了天安门广场外围,只见广场已被解放军战士面向外团团围住,不准任何人进入,广场内地面上非常干净,所有的东西都被清除了,地面上湿漉漉的。回到长沙后,革委会查问我们是否到过天安门,我坚决予以否认,并说卫生部招待所早就打了招呼,我们当然不会去。
在南县期间,我们遇到了两起重要的政治事件,一起是“913”事件,另一起则是尼克松、基辛格访华。一天,忽然传出消息,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层层开会传达、布置,具体内容当时谁都不知道,气氛非常神秘。有一个公社办的供销店负责人是个追“风”的好手,听到这个消息以为又要大搞宣传,大刷标语,所以购进了大量的各色纸张,以为可以赢得领导称赞了。不料上面规定不准宣传,不准写标语,这次他是失算了。开会的会场有人守卫、闲人不得靠近。开完会出来的人也闭口不谈,一时弄得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层层传达,传达到我们时才知道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是毛主席的态度。以后就开始了对林彪的批判。在某一个公社,由于干部传达不清楚,农民没听懂,把林彪出逃乘的“三叉戟”听成“三只(湖南话读‘扎’)鸡”,所以在农民进行批判时就说:“林彪真不是个东西,临死还偷毛主席‘三只鸡’。”一时传为笑谈。南县滨临洞庭湖,每年有一定的捕鱼季节,到寒冷的时候就“封湖”了,那时已经“封湖”了,忽然又见有人进湖捕鱼,一问当地干部才知道尼克松访华前已经研究过中国的美食,提出要吃雄鱼头。北京通知要湖南用飞机送四十尾大雄鱼到北京去。看来南县在中美建交中也做出了微薄的贡献,只是不知道尼克松感到南县的雄鱼头味道如何。
在血防任务基本上完成后,我们还到一些地方巡诊,有一次到一个公社抢救病人,那个地方离我们驻地相当远,但可以乘自行车去,于是我和外科医生借了两辆自行车出发了。赶到当地天色已暗了下来,做完手术已是深夜,大家肌肠漉漉,又没有东西吃。当地干部灵机一动,跑到外贸部门在当地的收购点,买来许多甲鱼(当地叫水鱼),煮了两大钵,大家饱餐了一顿,一问才2角6分钱一斤。当地血防站有一条机帆船,只一个技术员会驾驶,所谓“会驾驶”只是会开动机器,有一次我和外科医生乘这条船到某地去,这位技术员就展示了他的驾驶技术,船一会儿冲向岸边,一会儿冲向对岸,一会儿又在水面转圈圈,时时均处在惊险之中。事后我们跟那位技术员开玩笑说:“你是勇敢的舵手,我们是不怕死的乘客。”这些事虽然不值一提,但在提到南县时却往往在脑海上浮现。
已经将近年关了,医院革委会派了一部大卡车到南县来要鱼。这时已经“封湖”了,所以当地没有鱼可以给医院。医疗队向革委会提出,说我们的任务已完成,又快过年了,可否搭乘这辆车回院,革委会主任的答复是,车是派来装鱼的,不是来装人的,你们必须站完最后一班岗,腊月三十日下午才准到院。就这样空车返回了长沙,因为没能弄到鱼,听说革委会主任还大发了一通脾气,并迁怒于我们无能。我们只好又到另一个公社去巡诊,到了那个公社以后,天气骤变,下起了鹅毛大雪,在堤上雪最深达一米以上,穿上血防套靴都难以行走,每一步都雪深过膝。这样我们就被困在公社里动弹不得。大雪期间没有菜吃,每天都是靠干辣椒伴酱油下饭,这样一连过了2~3天,南县县委作出决定,说不管你们医院革委会如何决定,我们决定送你们回去,并对我们完成任务表示感谢。县委派了一辆大功率的东方红牌履带式拖拉机带上拖车送我们。我从来没有坐过这样的拖拉机,坐上去以后才感到它真象坦克一样,爬坡、下坡都毫无困难,也不会打滑。这样就把我们送到了茅草街。这次我们真是“落荒而逃”,所有行李都留在县血防站,也未向血防站的同志告别。在茅草街我们乘船返回了长沙,革委会主任听说我们回来了,怒气冲天,立即召集我们大骂了一通,足足训了一个上午,完全不听任何解释。他最痛心的是前次派车未弄到鱼,以后还要派车去取我们的行李。当然,我们的行李运回来后,又少不了再来一顿臭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一天我碰到了他,他说:“你还认识我吗?”我说:“认识,认识,我太认识你啦!”以后我未再见到过他。另一位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军代表,我倒是以后碰见过他多次,他一见面总是说以前我们是“同病相怜(指他和我都是“关节炎”患者)”,我心想你何曾与我“同病相怜”过! 
6.我已记不清楚是那一年了,那时我已可参加一部分医疗工作了,麻醉科勤务组成立了“三忠于”小组,包括医师、护士、工人都可做麻醉,但出了任何问题都要由医师负责。那段时间真感到整天走在钢丝上。象我这样的人,如果我那组出了问题,那我就是“反革命”、“阶级报复”。我宁肯去整天劳动也比在“三忠于”小组轻松些。有一天,我们组一个护士给病人输了右旋醣酐,护士说你快去吃饭,我说我观察一下病人的反应再去,你是否同意?护士同意了。我一只手搭在病人脉搏上,感到脉搏在变弱,又发现病人前臂出现了一个小红点,一量血压明显下降,看来病人出现了过敏性休克。赶快处理,病人情况稳定了,我十分庆幸我没有离开去吃饭,否则我就惨了。右旋醣酐的过敏并不多见,可让我在这个时候碰见了。在那段时间,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在手术室内安排了一个绣大型毛主席像的活动,无论白天、晚上,值班者都要参加绣像(后来那幅像“献给”了工宣队)。一天我正在绣像,忽然来了一个心跳骤停的病人,病人是本院医师。因为情况紧急,我就在手术室门口地上给他作了气管内插管,进行心肺复苏,但心脏难以复跳。我建议开胸按压,但这必须经过批准。所以请来了革委会副主任、工宣队长、军宣队成员,他们讨论了很久均未做出决定,碰上这位医师的同班同学中也有人反对,所以迟迟不决,直到我们坚持胸外按压一个多小时后才决定可以开胸。当时湘雅医院(附一院)没有心胸外科,要开胸还要到附二院去请人,“时不我待”,为了病人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马上把病人送入手术室内由我自己给他作了紧急开胸按压,配合用药、除颤、心脏复跳,在循环基本稳定之后,开始了脑复苏处理。这时二院胸外医师赶到,进行了关胸。后来这个病人转回他本病室(内科)治疗,恢复得很好,现在有时还可见到他。事后了解他是因为水合氯醛成瘾出事的,算他运气好,他在四楼盥洗室厕所倒下时,刚好有两位医师在盥洗室,立即对他进行初级生命支持,马上又将他抬下一层楼,再在地面进行心肺复苏,接着又抬下一层楼到了二楼手术室门口。所以他的获救与那两位医师是分不开的。有些事现在看起来非常滑稽,难于想像,做一个开胸按压也要经过层层批准,有的人可能在经过讨论批准后,“黄花菜都凉了”。还有更滑稽的,有一次正是大热天(大概是八月份),一位农民被农机截断了一只下肢,当地马上将这只下肢连同伤员放在拖拉机上,经过12个小时的奔波送到了我们医院,直接送到手术室。来时大腿已经发臭了。手术室立刻报告了有关领导,一位驻外科的领导者来了,命令我们作断肢再植。骨科医师和我都说种情况不能作断肢再植,还是抢救伤员的生命要紧。这位领导者大发雷霆,说:“你们是什么立场!这可是农民兄弟的一条腿,非做断肢再植不可。”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一边抢救病人,一边进行断肢再植。等到血管接通开放循环后,伤员立即出现了难以控制的休克,领导者问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我说唯一的一线希望是把接上的腿卸掉,他说:“那绝对不行,你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保住这条腿!”病人不幸牺牲了,领导者说:“你们这帮臭知识份子就是本事不过硬,思想不行,必须加强改造。”一条生命就这样葬送在这位领导者手中!把无知与政治淫威结合起来实在可怕。
7.有一天傍晚,我和谭秀娟在妇产科病房作第二天手术病人的术前访视,正在阅读病历,忽然看见一位内科男医生在办公室外探头探脑。他一见室内没有妇产科工作人员就缩回去了。等一下,他又来了,神色非常慌张,但没有开口,又打算走。可能是他一看没有负责医生,又不屑于和我们这样人说什么。凭着对职业的敏感性,谭秀娟主动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急事需要帮忙,他这才说他的夫人在肌注链霉素后休克了,急于找到病房医师。我们说,如果你信得过的话,我们先去看看,不然可能来不及了。我们赶去一看,脉搏十分微弱,心音只能听到单音,心率很慢。这时护士来了,谭秀娟要她赶快抽了一支肾上腺素,也来不及稀释,谭在静脉穿刺得血后注入了约0.1毫克,并要护士赶快准备输液。这时摸脉搏已感到脉搏变强,于是将剩下的肾上腺素放入静脉输液的液体中滴注。病人情况稳定后,才了解到病人对青霉素过敏,护士是用被青霉素污染过的剩余生理盐水来溶解链霉素的,于是出现了青霉素过敏性休克。青霉素过敏性休克来势极为迅猛,这次我们无意中抢救了一条生命,也算是一种“缘份”吧!
8.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事现在回想起来只觉让人“啼笑皆非”,十分有趣。那时宣布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般都是在午夜,一旦有新的“最高指示”传达下来,都要敲锣打鼓地游行,刷大的横幅标语。有一天,也是“最高指示”发布,我也参加了庆祝游行的队伍。那时游行队伍前面都要抬一个很大的毛主席像,一般要4~8个人抬。队伍行进到兴汉门时,军代表大喊“徐启明出列,跑步前进,去抬毛主席像。”我赶快出列跑步前进。因为夜色很黑,看不清地面,不料前面有一个大土堆,我一下子从土堆这边摔到了土堆的另一侧,用手一摸外裤、毛线裤、内裤全摔破了,一手鲜血。我说:“报告军代表,我的腿摔破了。”军代表作出一个向前一指的手势,有板有眼地喊:“轻伤不下火线,继续行进。”我只好一瘸一拐地抬着毛主席像。抬了很长一段路后,军代表又喊“令行禁止,徐启明入列。”
1974年,正是“批林批孔”之时,我因胃痛检查疑为胃癌,入院作了胃大部切除术,出院后由于进食即呕,再次入院,因为术前营养状况极差,术后出现了吻合口水肿不通、低蛋白、低钾、低血容量,并且发作了几次心绞痛(奇怪的是,以后发作心绞痛都很轻微,我估计当时可能是冠脉痉挛所致)。当时我住在大病房里,一个房间住八个人。我们在长沙没有亲属,只有谭秀娟可照顾我,她原来已被派参加“学大寨医疗队”,行李都已运走,幸亏省里管理医疗队的领导好心,才让她有可能留下来照顾我。那时护士把一天要输的液体一挂就再也不来了,所以谭秀娟除照顾我之外,还兼着照顾其他七个人。在病友中有一位是玻璃厂工人,他十分看不惯当时的情况,经常鼓励我,并托同事给我吹制了一个玻璃尿壶。方便我在谭秀娟不在场时也不至被尿憋着。因为当时物资匮乏,一个病房才2~3个公用尿壶。物件虽小,却是患难中一片真情,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尿壶。
9.“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我已记不清是那一年了,不过那时已出现了律师。在我们院中出现了一件父母杀死亲生儿子,然后又投案自首的事。法院在开庭之前通知我院派一个证人到庭,当场提供证词。医院党委把这事交给了二支部,二支部书记找到我,要我担任这一工作。我说我担任不了,没这个能力。他说:“经过研究,非你莫属。”并尽力说服我,我没有办法,只好应承下来。为了这事我必须做很多准备工作,首先要弄清事件的起因和经过,要研究有关的法律,考虑如何辨护。要考虑检查官会如何提起公诉,如何有针对性的予以说明。我足足作了一个多星期的准备,写成了一个发言大纲,其余靠临场发挥。原来这对夫妇(男的是工程师,女的是护士,属我院二支部领导)有一个儿子,儿子是个电工,但他不务正业,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常常向父母要钱,挥霍无度。且经常对父母施加暴力,稍不顺意就拳打脚踢,甚至以死亡相威胁。父母不堪其扰,却又求告无门,毫无办法。对他这种行为,左邻右舍都十分了解,曾试图劝解,但毫无效果,已经引起公愤和对其父母的同情。此次的起因是儿子向父母提出要三千块钱买音响。在当时三千元是个大数目(后来出现的“万元户”已经被认为是有钱人了)。父母一时拿不出,就是去卖东西也凑不齐这笔钱,儿子就用螺丝刀在父亲身上刺伤多处,抓住母亲头发往墙上撞,并且扬言如果第二天早上还不把钱拿来,他们就别想活,然后儿子就去睡大觉了。父母无可奈何,只得向有关方面报告,有关方面答复说,家事他们管不了,而且没形成刑事案件他们也无法管。在此情况下,两夫妻觉得已无活路,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先下手为强,也算为社会除去一害。夫妻俩一合计,就趁着儿子熟睡之际,用菜刀把儿子砍倒在血泊之中,儿子因失血性休克死亡。事后两夫妻到有关部门投案自首。因为是男的动的手,男的一力承担在自己肩上,被收监待审。事情发生后引起全院震惊,群众十分同情这对夫妇。这些就是我辩护的基础。在法律方面是如何从“正当防卫”方面作文章,但这种防卫是超前的,又是过度的。等到正式开庭,公开审判时,我也十分紧张。庭上座无虚席,挤满了附一、附二两院的群众。提起公诉的检查官思维缜密、语音宏亮、先声夺人,给我的压力很大。轮到辩护律师发言了,也许这个行业兴起不久,这位律师讲得结结巴巴,理不直,气不壮,毫无还手之力。这倒激起了我竭力为这位父亲辩护的勇气。轮到我发表证词了,我侃侃而谈,努力渲染这对父母的悲情和无奈,不得已而为之,不幸以身试法,罪有应得,但情有可悯,请求合议庭能从轻发落。在我谈的过程中,庭上几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庭长一再敲槌,说明法庭不容鼓掌,但都难于制止。我讲完证词,合议庭退庭商量,这是一段最难等待的时间。最后庭长宣布判决,判处当事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庭上一片欢呼。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也是最后一次参与这样的事情。以后还有人找我,我都谢绝了,我说我不是律师。事情不胫而走,连邻近省的同行也知道了,后来有人问我是不是改行做律师了,我说那是误传,“蔴布袋绣花”,我根本不是那块料。不过这是我人生道路上值得回味的一件事。前些时在电视上又看到一件类似的事,我想,如果我们在维护老年人的权益上法制再健全一点,可能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悲剧。
10.在“文革”中还有两件有趣的事。一次我奉命出差到某地,在火车上听到广播,说有一位列车员发高热,希望旅客中的医务人员去看一下。我去了,用手一摸感到体温确实很高,一问病史和作了简单的检查,我觉得那位列车员很可能是重感冒,我当时身上只带了一管银针和一盒酒精棉球,所以我只能试着用针刺治疗,并且告诉她如果不见好,可在某个大站下车到医院治疗。我采用了大椎穴透陶道穴,用重手法捻针,捻了约半个小时,在捻针过程中病人感到舒适些了,捻完针我再观察了一下,发现病人出了一身汗,又再喝了一点糖加盐的凉开水,过5分钟后再量体温已经退烧了。病人可以起来活动,非常高兴。那天晚餐时列车长请我到餐车免费用餐,一根针“骗”了一餐饭吃。另一次,也是坐火车,上车约一个小时,广播响了,说有一位解放军病得很重,要求旅客中的医生去看一下,我义不容辞地去了。一看那位解放军身材十分魁梧、强壮,车上有听诊器,我听诊心、肺部都没发现什么问题,摸腹部也没任何异常,但发现病人皮肤湿冷,粘糊糊的,脉搏较弱。他带了一位警卫员,我问警卫员病人上车前饮食如何?这位警卫员说:“首长昨天见到一些老战友,老战友在一起聊天聊得十分起劲,只喝了一点酒,菜也吃得很少,从昨天到今天一点饭都没吃。”又说:“首长一直身体很好,没生过什么病。”这下我心中有底了。我请列车员到餐车弄一杯浓的糖开水来,让那位解放军军官喝了,又看到桌上有他带的甜面点,让警卫员折开一封让病人吃了几个。我说一会儿就会好的,警卫员说你别走,可否再等一下,我说:“好,我等着。”不久,病人就坐起来了,谈笑自如。列车员觉得很奇怪,糖水居然可以治病。其实这只是个很简单的低血糖症。在火车上常常可以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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