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雅医学院 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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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发表日期:2008年1月31日  出处:  浏览次数:5898 次  浏览选项:  

          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点击看)

        二·南湘雅点滴(点击看)

        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点击看)

        四、得遇明师(点击看)

        五、创业维艰,未雨绸缪(点击看)

        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本文)

由于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我和另外几名男同学在一年的毕业实习(当时叫生产实习)中实习的全是外科,大家实习得非常认真。实习了三个月我便担任了代理住院医师,带领师弟、师妹们做阑尾、疝气之类的手术。毕业后,因为朝鲜已经停战,预定的任务没有了,我被留在湘雅医院担任外科医师和助教。那时住院医师很少,整个大外科只有6个人,还要抽一个人值晚夜班和急诊。每个住院医师都要管很多病床。我记得我最多管过36张床,分为两组,一组是胸外科,一组是泌尿科。今天跟这组查房,明天跟那组上级医师查房,今天参加这组的手术,明天参加另一组的手术,但还必须照顾到两组的病人。所以必须有比较科学的工作方法,有计划,有预见性,多和上级沟通,多了解上级的意图,多争取护士的合作,争取病人的理解和配合,否则很难适应那种局面。那时辛苦是辛苦,每晚两点钟睡觉,第二天提前进病房,开处方,换药,安排好工作,然后进手术室按时开始手术,倒也觉得生活充实而愉快,因为感到是真的在为人民服务了。在我值夜班、急诊时,我记得一晚最多曾写过六份入院记录。那时要求严,病人入手术室时必须连同完整的入院记录和必须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到了第二年年中,在外科办公室出现了一张布告,内容是征求一位主治医师出来学习麻醉,将来负责发展湘雅的麻醉学事业,布告是由大外科主任谢陶瀛教授签署的。当时湘雅没有麻醉科,也没有专门的麻醉医师,麻醉是由临时指派的外科医师施行的。麻醉只被看作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技术。一般的情况是,这组医师做手术,就由另一组外科医师中抽一个人作麻醉。一个病房中两个组的外科医师互相担任对方的麻醉医师。如果是作蛛网膜下隙阻滞(腰麻),就由手术医师先作好麻醉,调节好麻醉平面再上台手术,将病人交与巡迴护士看管。那时的麻醉也很简单,只有局麻、腰麻、乙醚吸入全麻。也有硫喷妥钠静脉麻醉,但只个别人敢用。乙醚吸入全麻多数情况下是开放点滴吸入,只有个别人能作气管内插管。全院只有一副咽喉镜,镜片是直式的且较巨大,作气管内插管在当时是一项重大举措,插管前大约需要吸入两个小时的乙醚,而且插管常常造成机械性损伤。记得有位病人曾向外科医生请求说:我还没有结婚,希望尽可能保留我的门牙。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上乙醚麻醉的情况,指导我的是一位比我高三年的外科住院医师。他说:你把面罩罩在病人口鼻上,然后开始慢慢点滴乙醚,并逐步增快,但不要让面罩上的纱布太湿,等乙醚挥发后再接着滴。因为乙醚气味难闻,可以告诉病人如果觉得不好闻就向外吹气,他吹得越厉害就吸入乙醚越多。就这样,我按照他的指导开始了我施行的第一例麻醉,我的指导医师也就走开干别的去了。过了一会病人开始出现挣扎、乱动,这时我的指导医师过来和护士、工人一起用力按住病人,并要我快点滴乙醚,等到病人安静下来以后,指导者看了看病人瞳孔,告诉我把病人瞳孔维持在中等度散大就可以了。等手术完了,停止滴乙醚让病人慢慢苏醒。有了这一次经历以后,我又成了指导者指导从来没上过麻醉的外科医师上麻醉。如果要作气管内插管,就一定要请某人来插,他往往告诉你滴完两瓶(每瓶150ml)乙醚再喊他。这就是当时南湘雅的麻醉水平。教授的布告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谢陶瀛教授是一位很有远见、有创业精神、有强烈的使命感的教授。原来,湘雅医院的外科只有普通外科,应该说湘雅医院外科的亚专科(三级学科)如心胸外科、腹部外科、骨科、泌尿科、烧伤整形科、神经外科等都是由他经手或亲自参与建立的。以后神经外科才分离出去成为专门的学科。在解放前,教授曾联系派一位医师去美国学麻醉,后未成行。在解放后又培养一位医师做麻醉工作,但这位医师只同意暂时做一做,不愿长期坚持下去。这才出现了前面提到的谢教授的那张布告。在谢教授看来,湘雅的麻醉太落后,太未受到重视,如果麻醉不发展,整个医院的发展特别是外科的发展将受到制约。在上世纪4050年代能有这样的认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布告贴出以后,无人问津。过了约两个月,教授又贴出了第2张布告,这次是从总住院医师中征求一个人学麻醉。为此总住院医师们开了一个会,又无人应征。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麻醉工作是幕后工作,地位低,被人看不起;而且出了问题时往往成为替罪羊。事实上这种看法不仅当时有,现在还残存在一些人心目中。例如,经过多少人的努力,1989年卫生部曾下发过一个12号文件,把麻醉科定位为临床科室。但直到今天,有些地方的医院领导还是把麻醉科看作医技科室。所以,对教授的号召无人响应是可以理解的,人往高处走嘛!。当时湘雅外科有两个青年团员,其中一个是我。我找到另一位团员,问她对这件事如何看法,她说她想将来做小儿神经外科医师,而且她也不是总住院医师。当时我对麻醉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不过我想既然需要就应有人去做,甚至是作出牺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时候我应该挺身而出。另方面,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你认真去做,敢于深入钻研,就一定可以做出名堂来,不一定永远是招人白眼,而不刮目相看。这对我是一个重大决定和转折,意味着我不再作外科医师,而是往一个别人瞧不起的坑里跳。对这一决定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几十年后谈起时我仍然觉得是无悔、无愧。想好了我就去找谢陶瀛教授,我说:我不是主治医师,也不是总住院医师,不符合你提出的要求,在无人报名的情况下我是自己跳出来的,你看是否可以,如果你同意降格以求,我就去学麻醉。否则,我还是做我的外科医师。教授表现出大喜过望,连说欢迎、欢迎。我想,对于谢教授,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也不认为我是高攀。不久,教授就联系好我去上海进修麻醉。

在我入地狱之初,我还参加了一些政治运动。1956年初,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学院成立了肃反办公室。我被调到肃反办公室工作。那时党员很少,所以青年团员也被派上了用场。我和另外一位同志负责调查一个历史反革命案件,涉及的地点在太原、西安、咸阳、延安一带。于是我们带上有关材料、照片,开始了艰苦的外调工作。我们的第一站是先到太原,乘火车取道石家庄再经正太线到太原。按规定,我们可以乘坐硬卧,但为了省钱我们乘坐了硬座。当时是冬天,为了怕文件丢失,我们把皮包夹在棉大衣内,晚上只能是半醒半睡,时刻警惕着。因为当时发生过因材料丢失相关干部被押解回去的事。到太原后我们住入了规定的招待所内,第一件事就是先要把材料存入保险柜内。太原天气很冷,街上还有大量的带斗的人力三轮车,据说那是阎锡山时代留下的。我们在太原发现了一个在大同的线索,由另一位同志去大同调查,我留在太原继续工作。等到吃饭时我才发现粮票全部被那位同志带走了。当时吃饭是要用粮票的,没有粮票我可惨了,我只好打听在太原吃什么东西不要用粮票,后来发现吃饺子不需粮票,所以我在太原整整吃了一个星期的饺子。结束在太原的工作后,我们前往西安。当时到西安去要取道南同蒲铁路,坐的是阎锡山时代留下的窄轨火车。车身非常小,一路摇摇晃晃到了风陵渡。那时黄河上没有铁桥,所以下了火车必须赶上第一趟渡船过黄河,才能赶上经潼关到西安的火车,否则又要在潼关逗留一晚。下了火车以后我们一路飞奔,总算赶上了第一趟渡船,这次我多了一个坐木船过黄河的经历。木船很大,大约能站100人。因为黄河水流湍急,所以既用橹又用锚,艄公喊着号子,一群人用力摇橹,另一些人则把几个锚交替抛下、拖起,以免船被冲下太远,这种方式谓之 锚橹。我们在惊险中过了黄河,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我想现在恐怕很难再有一次这样的体验了。到西安后,我们发现重要的线索在咸阳,于是我们又赶到咸阳。在咸阳我们又扩大了线索。由于要在咸阳、西安两地之间奔走,我向有关单位借了一部自行车。西安与咸阳之间的距离是25公里,路又不好走,骑自行车也相当辛苦。在西安我们通过公安厅到几个监狱提审正在服刑的犯人,核对有关事实,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在咸阳期间我还去过一次三原,由于不懂当地的风俗习惯,我还闹了一个小笑话。中午我到一家店子去吃烩馍,坐好后伙计送上一个大碗和一大块饼就走开了,我心想这怎么吃,这不是烩馍呀!还是等等再说吧!等了一会,伙计还是没有动静,我正想开口询问,这时又进来一个吃烩馍的人,只见他把馍撕成一小块一小块放在碗里,伙计就把它端走了,我心想原来如此。我也照葫芦画瓢,这才吃上了烩馍。完成了在西安、咸阳的工作后,我们向延安进发。先坐火车到铜川,然后乘汽车到延安。我们乘坐的是卡车,人坐在货物上,当时天气很冷,到达延安时双腿都冻得麻木了。延安是革命圣地,到达延安我们都非常兴奋。工作之余,我们不忘去参观一下革命纪念地。我们住的地方是王家坪地委招待所,当年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我们去过枣园、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开会的地方)、四八烈士墓等地。我们也钻过当年中央的防空地道,在地道的另一出口却进入了一个厨房。参观四八烈士墓时大门紧闭,我们只好翻墙而入。在瞻仰枣园时,室外有一张毛主席当年坐过的木椅,游人可以一坐,所以我们也轮流坐了一下这把椅子,感到非常荣幸,但从文物保护的观点看这就非常不合适了。延安当时还很贫穷,连医院病房也是在窑洞里。很多人都住窑洞,据说窑洞冬暖夏凉,有的人还不愿搬出窑洞。不过当年抗大、鲁迅文艺学院等的窑洞已经都荒废了。由于我们是医生,延安的人民医院还请我们去参加过一次会诊。在延安我们最不习惯的就是虱子,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老头、老太太坐在太阳下面捉虱子,有的还把虱子放在口里去咬。据说那个地区缺水,女性一辈子洗三个澡,一次是出生后,一次是出嫁前,最后一次则是死后入殓。在我们住的招待所,一打开被子也可找到虱子。我们都是尽量抓光了虱子再睡,但还是很难避免与虱子为伍。离开延安后我们要到宜川去。那时宜川不通公路,完全靠步行,所以我们雇了一头骡子两人轮着骑。赶骡子的人很会唱陕北民歌,一路上他时时引吭高歌,颇不寂寞。但奇怪的是他中午不吃饭,一问才知道是为了省钱,而且已经养成了习惯,我们请他吃饭他也不吃。晚上找了个骡马店住下,牲口得到休息。骡马店非常便宜,一晚才五角钱,还管晚餐,菜是一碟咸菜、馒头则管饱。馒头之大我是第一次见到,每个馒头由半斤面粉制成,非常结实。我们两个人才合吃了一个,那位赶骡子的老乡则一下子吃了两个,他告诉我们第二天他就不用吃饭了。在骡马店晚上睡的是大火坑,男男女女几十个人通通睡在一个坑上,坑上虱子横行,我们两个人想了一个办法,趁着没有灯光,我们把衣服全脱光,挂在墙上,自己则只能任由虱子摆布。第二天一早趁着微弱的光线相互把对方身上能看到的虱子捉掉,然后迅速穿上衣服,希望能尽可能少带虱子周游。第二天到了宜川县委招待所住下后,服务员来说:这里吃饭要预约,明天早上吃包子,你吃几个?我说:4,他说:你吃得下4个吗?我说:没问题,我在家里也是一餐吃4,服务员记下后走了。等到第二天服务员把包子端来,这一下我可傻了眼了,原来这里的包子奇大,与南方的不一样,每个包子由6两(每斤16两)干面粉制成。这4个包子我足足吃了两天多,真是入乡必须问俗。我们回到西安后,第一件事就是与招待所商量彻底处理虱子,免得将虱子带回长沙。我们非常感谢招待所的配合,可能对他们来说这也是轻车熟路。回来后,我如实地向肃反办公室汇报,认为经过我们多方调查,那位历史反革命的交待均经核实,无不实之处。不料我被认为右倾,因而离开了肃反办公室。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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